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有所区别/曾广荣

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有所区别/曾广荣
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有所区别

曾广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对该条的理解，一般认为只有精神损害的后果达到严重程度，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救济。对于何为严重后果？也一般认为：1、凡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就属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2、凡造成受害人残疾的，无论伤残等级如何，也属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且伤残等级越高，精神损害越重。
　　因而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受害人残疾的，其遭受的精神损害必然比其他没有残疾的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严重，对受害人伤势不构成伤残的，其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笔者不能赞同这一观点，现以在工作中遇到的一则真实案例为证。
　　2004年3月，小阳（时年8岁）随外祖父母外出，途中所乘坐的出租车与另一小汽车相撞，造成小阳和其外祖父母、两车司机受伤的交通事故。小阳被送入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后又为拆除内固定住院近半个月（其伤势经鉴定不构成伤残）。在事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阳对乘车有一种恐惧心理，晚上经常被噩梦惊醒。因受伤住院治疗，小阳被迫休学半年。后小阳诉至法院，其中一项诉讼请求就是精神损害赔偿。
　　若依上述观点，小阳的伤势不构成伤残，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则得不到支持。这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也违背了我国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精神损害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抚慰功能，是通过对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使其痛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对于受害人没有死亡，其伤势也不构成伤残的情形，是否要进行精神损害赔偿，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可结合受害人受到什么样的伤害、是否住院、住院时间长短、是否影响受害人的饮食起居、病历记录来综合判断。对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的，还应再结合侵权行为对未成年人的生活品质、日常乐趣、未来发展的影响，未成年人因受伤害而导致时间的损失、学业的荒废、性格的改变来综合评定。
　　那么，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需要赔偿多少适宜呢？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了6个参考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对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可在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幅度的基础上，按前面所述增加一些对受害者切实伤痛后果的考量，如未成年人生活品质、学习、未来发展的影响等，适当予以增加。正如《民法（草案）》（2002年12月22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稿）第220条所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的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考虑伤残程度、受害人的发展潜力、对受害人身心的影响等因素，参照一般赔偿标准适当增加赔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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