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不可转换——对一项司法解释的质疑/杨忠民(5)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虽然造成了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如果行为人在行为后能够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数进行赔偿或者大部分进行了赔偿，在客观上无疑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几近于无，或者减少到最低限，则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不须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事实上并没有“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不具备犯罪构成所要求的危害结果；反之，如果行为人完全不能赔付或者不能赔付的数额巨大，便在事实上与法律所要求的“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客观方面的内容相吻合，如此则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难以立足的。
首先，法律对于某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的评价，只限于就行为对法律保护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害或所构成的威胁之大小，以及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所具有的主观恶性之轻重来进行。行为人于事后所实施的行为，就是否构成犯罪而言，并不在这一评价范围之内。行为人在其交通肇事行为已经造成严重结果之后所进行的损害赔偿，在任何意义上，都属于事后的补救行为。尽管法律对于这种事后的补救行为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且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时，一般要将其纳入量刑的从轻情节来考量，但是，行为人事后对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消解或减弱行为人严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这一行为本身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侵害实质，也无法消解或减弱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恶性程度。在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属于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也可能属于无驾驶资格而驾驶机动车辆，或者可能属于严重超载驾驶等等，这些行为本身的严重违法性和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性质，以及所体现出的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恶性的严重程度，不可能由于行为人的事后补救行为而发生质的改变。如果以为能够发生改变，就将引出极为荒谬的结论：在任何刑事犯罪案件面前，无论行为的危害性质如何严重，也无论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如何恶劣，一俟行为人事后进行了民事损害赔偿，国家对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和对其道德上的谴责就失去了任何价值，而刑事法律的介入就成为多余的了。
其次，倘若行为人于事后的损害赔偿可以改变其行为的危害实质，动摇其行为构成犯罪的事实，那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而言同样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为依此逻辑，只要解决了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也就无须再解决其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了。而正如前述，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肇事行为一旦造成了受害人财产的重大损失，实际上已经基于同一侵害事实而产生了既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又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而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后者的解决，并不能取代对前者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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