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不可转换——对一项司法解释的质疑/杨忠民(6)
再次，依照法律对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行为人定罪并处以刑罚，其根本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具体而言，即通过行为人对于刑罚的痛苦感受来校正其严重有悖于社会规范的作为或不作为，警戒和抑制其再次实施严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同时对可能实施同类行为的其他社会成员也发出警戒和抑制的信息。无论对于行为人或是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刑事法律所要警戒和抑制的是对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严重违反行为。如果以行为人是否进行民事赔偿作为其行为是否“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判断标准，进而以此衡量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那么，法律所警戒和抑制的内容就被置换成对民事责任的不承担行为。如此，则使法律的警戒和抑制方向发生严重的错位和偏离。
最后，我国刑法规定的其他一些过失犯罪，如失火罪、过失爆炸罪、过失决水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都以“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作为其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一个要素内容。无论从刑法的规定来看，还是从长期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这一类刑事案件是否存在“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判断，均是以过失行为对受害人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作为标准，而不是以行为人进行财产损害赔偿后的情形为转移。如果上述理解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便意味着，对于这类刑事案件的审理，同样也可以行为人于过失行为后是否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从而是否使已经造成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结果化大为小、化重为轻乃至化有为无作为标准，来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这样一种判断标准不仅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也与长期的司法实践情况相悖。三、必须坚守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最基本的法治原则。刑事法律对于这一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要求在刑法的适用上人人平等。我国刑法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具体于刑事责任，则是要求坚守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即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大小，都必须一律以法律的标准来裁决，不应以行为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性别、种族等为转移。而在一定意义上，坚守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就是在刑事司法中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从而保证司法公平和正义。以《解释》的规定采看，行为人“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便应对之定罪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使得是否有能力进行损害赔偿成为了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点。而一个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有无能力赔偿巨额损失，一般决定于其拥有财产的多少。依此来看，适用《解释》此项规定所可能引发的最大负面影响在于：一方面，审判机关在审理只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将不考虑案件是否具有其他恶劣情节，[12]而仅以行为人是否具有赔付受害人的财产实力以及是否实际进行了民事损害赔偿，来裁决是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将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实际审理中直观地获得错误的认识：只要有钱，只要没伤人死人，再严重恶劣的交通肇事行为，都可以一赔了事；有钱人可以以钱抵罚，无钱者则只能以罚代赔。换言之，行为人财产的多寡，对可支配财富资源拥有量的大小，赔偿能力的有无，实际上成为了直接影响其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认为，《解释》此项规定的适用，将突破司法公正的底线，有损于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更有损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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