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结构性权力配置,完善结构和职能构建/张闪闪(3)
2、有职能性权力要求而结构性权力缺失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随之，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贯彻该政策的决定。②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成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但目前缺乏相应的结构性权力配置。如刑诉法只规定了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和解，而并未明确规定“公诉案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检察机关并无权力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刑事案件主持和解。虽然各地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有关刑事案件的和解，但从法律上讲却是于法无据。如对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实现刑罚的轻缓化，就需要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暂缓起诉、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程序等制度。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仅有相对不诉，且适用范围较窄，对于一些可提起自诉的案件没有终局性和权威性。
又如，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实际，实现法律监督目的的非诉讼检查活动方式，是检察机关履行预防犯罪、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能的重要内容，但法律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建议权，对检察建议这种监督方式没有具体规定，其地位、作用、适用范围及法律效力等均不明确，总体上是一项非常柔性的监督权。检察建议权立法上的缺位，使检察建议缺乏强制力，监督的实际执行力低，制约了检察机关职能性权力的发挥。
结构性权力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检察权结构性权力的完整性是检察权发挥效能的重要前提。知情权、调查权、追诉权和建议权等四项权能要素是不可分的有机统一整体。知情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其他结构性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调查权是法律监督的核心，是知情权发展的结果；追诉权是法律监督的必要效力的保障，是其他结构性权力的具体法律保障；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维护法制统一必不可少的拓展性权力，是知情权和调查权的社会效果的深化。四项权能环环相扣，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不可分性。在现行检察权中，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上述四项权能，但是这些权能各自不够完整，相互之间在具体权能上存在断裂现象，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程序性链锁相交式结构的脱节，从而造成检察权和检察制度结构性脆弱。
1、知情权缺乏保障
在诉讼法律监督中，知情权这项结构性要素被视为软性的、可有可无的次要权力，法律层面对此缺乏相应的规定保障。检察机关在对公安机关实施侦查监督过程中，只是能够看到公安机关收集案件的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律文书以及办理法律措施的审批手续如留置、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内部审批手续没有随案移送，因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督就不是全面的，甚至某些方面是无从监督的。再如，一些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由于社会知晓率低，举报线索少，而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资料又不移送检察机关备案，使检察机关无法掌握行政执法中渎职侵权的情况，缺少立案侦查线索。检察机关直接参与诉讼活动本来就以全面获得案件信息为依托，如果忽视了知情权的基本结构性地位，检察机关就难以获取全面真实、有价值的信息，因而难以把握法律监督工作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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