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探讨/张碧波(3)
（二）律师法律地位的先天不足与监督的缺位。修改后的律师法为律师行使会见权削去了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重阻力，律师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就可以会见。这可以防止刑讯副供及侦查阶段的其它不规范行为对被监管人权利的侵犯。但是，由于侦查机关对律师习惯性的对立情绪，造成了实践中人为地设置种种阻碍。此外，律师权利在其它场合对被监管人人权的保障监督也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如被监管人被采取讯问、检查等强制侦查手段时，律师没有在场权；律师到审查起诉阶段才能成为辩护人，但此时也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三）财政保障不到位严重制约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由于我县是一个山区贫困县，看守所为了维持它的各项正常运转，除了接受财政拨款外，还不得不组织被监管人员进行劳动，参与生产经营；甚至为了“创收”经济利益，设立“亲情监室”、“高价加餐”、通讯、探视、出入自由等等。同时，因为经费紧张，看守所被监管人生活较差，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生活标准，其他方面的权利也难免受到限制，如监管场所医疗、卫生条件差，被羁押人的健康得不到保证。也因为经费紧张，看守所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因为警力不足，监管民警挑选个别表现好的被监管人员，协助管理其他被监管人员，久而久之，这种管理形式滋长形成了“牢头狱霸”，这些“牢头狱霸”经常欺侮、侵害初入看守所的人员。
（四）检察监督方面的被动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角色的错位。俗话说“旁观者清”。检察机关并非监管人员，但由于与监管人员长期相处，一些检察机关事实上成为监管队伍中的一员，整日为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具体的管教活动奔波，只讲配合，不讲监督，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监督者的职责，造成被监管人不敢、不愿向检察机关反映人权被侵犯的问题。二是监督的滞后性。检察机关对监管活动的监督还基本停留在事后监督，对有可能侵犯人权的倾向出现时，不能及时地提出检察建议而避免发生。又因不介入侦查过程，缺少一种适时的现场监督，非常不利于在侦查起诉阶段对被监管人权利的保护。
三、保障被监管人人权的对策
监所检察在人权保障方面，同其他各项检察业务相比较，不仅从组织机构上在看守所设置常驻检察机构，履行保障人权的职责，而且从人权保障内容上，具有综合性和广泛性。因此，在监所检察工作中，要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制度化，采取多种措施，切实保障被监管人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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