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法则与例外：刑事案件事实的证成/董兴建(4)
四、证据证明力：“证据法学”转身“证明法学”的动力
如上述，同一个法院对着“相差无几”的证据，在两次审理中得出了不同的判决意见。显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判断这些证据的证明效价即证明力时，裁判主体对其是否证成该案件的证据事实的认定差异，导致了两种甚至是三种不同的结论。
近些年随着程序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日趋完整的丰富展现，以程序视角对刑事证据的深入研讨，促成“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当“事实”论被深入研析时，对证据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在翻译和介绍英美证据规则的潜移中熏化。有观点主张以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为主而排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 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见：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有专家指出：“我们期待证据法学的转变……关于什么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的正确认识这类本体论的讨论，也应该让位于对什么样的认识能够被认可的认识问题研究” 。[ 王敏远，证据法学的转变，见：中国法学，第四卷。]目前，证据法学研究的基本态势是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其研究的核心不是证据规则，而应当是证明规则，以实现“证据法学”向“证明法学”的理论转型。[ 封利强，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证据法学研究的基本趋势，见：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证明模式的转型为中国国证据科学提供了全新的推动力，司法证明领域成为了多学科的聚集地，对证据和证明关注的增加必然要求对证据制度和证明过程的关注。[ 吴洪淇，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见：证据科学，2009年第4期。]
考量本案证据的证明力，是判断其证明标准是否达成的最佳路径。在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则中，证据证明力是一个既有现实意义也是非常迫切的着力点。[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目前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还是当事人，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关注远胜于对证据能力的关注，对证据真实性的担忧也远胜于对证据的合法性的担忧。他们更偏好于实现诉讼目的经验性规则而非限制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吴丹红：证据法学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样本和中国现实之间，见：政法论坛，2006年第6期。该言下之义足见在当时境况下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关注的一个现状。]不可否认的事实与理由是：证据的证明力是证明标准的观察基点和评价手段，规避证明力而仅谈证明标准的作法，难以对证据进行深入分析与准确评价，始终会受拘于定性上的感觉“估堆”，难免有自欺欺人的现象。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实质就是在刑事案件中，举示证据对证据事实、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是指各数证据及其组合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所起的作用（含证明程度）。以证据相关性与合法性为基础的静态证据力，在经法官审理推论后转变为证据本身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效价。国外有人指出，证明力显然受制于证据本身或生成方式的真实性、可靠信与观察的灵敏性。[ [美]David A.Schum著，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王进喜译，见：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81-82页。]国内也有人从连贯性与趋真性方面考量和分析证明力，提出以分级和分量的方法进行计算。[ 张晓亮，刑事证据证明力强度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要形成对证明力分级和量化的标准，其难度并不亚于对证明力本身的研究，即使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真有可能作到这样的境界，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而不可能得到形式和实质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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