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隔离戒毒所检察权配置研究/韩立强(6)
即便在强制隔离戒毒的实施过程中，贪污、渎职行为而进行的司法监督，也属于刑事司法监督，监督方式也仅限于侦查、公诉等监督方式，而不涉及日常工作方式、活动的监督。更不用说，由于职务行为由于逾越行政权执行的边界，触犯了刑事法律，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也属于刑事诉讼活动的范畴，其监督也属于刑事司法监督，而非行政执法监督。
困境二 监督方式的不甚明确
监督权行使法律依据的欠缺，使得监督内容及监督方式付之阙如也就不足为奇。实践中，部分驻所检察室对于强制隔离戒毒，若与劳动教养一并执行的，一般只能依托劳动教养检察办法间接进行监督，但对于劳教所整体转制的或无劳教人员劳教所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监督则无法监督，无从监督，即便斗胆监督，其监督模式也是无序的，经常会碰到监督什么、如何监督、怎样监督的困惑。实施方面，不仅面临与强制隔离戒毒所方方面面的协调，监督效果因被监督者配合程度之不同而有所，即便监督，效果也不甚明显。至于监督范围方面，入所、出所检察、所外就医、变更执行措施的内容、方法，教育、治疗活动的监督内容、方法等等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无赖之余，只能沿用劳教检察方法进行戒毒措施的实施监督，但劳教与戒毒措施毕竟性质有异，方式上戒毒措施也更注重治疗与教育，适用劳教检察方法进行监督其合法性存疑，且不免受二劳教的诟病；另则，对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的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劳动教养管理局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但多数尚在试行阶段，个中争议且较多，且不论集运动员、裁判员一身的弊病，引用劳教检察方式进行监督，难免使监督流于形式，效果大打折扣。
（二）检察监督的理论及实证法依据
法治框架下，有限政府是法治实现的基本保障，但他同时要求政府的权力应该严格地受到法律的限制，要求政府的行为不得违背法治所认可的价值前提，即法治下的政府又必须是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的核心问题即权力均衡问题。恰如博登海默所言，“对权力统治在构建社会和社会运作方面的特征所做的考察表明，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将他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且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形式常常以无情的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他极易造成紧张、磨擦和突变。这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削弱势者”[9]。问题在于 “毫无疑问，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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