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隔离戒毒所检察权配置研究/韩立强(9)
其一，加强立法，制度层面保证强制隔离戒毒所检察监督的系统化、法制化、常态化。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容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刑罚执行监督，权力作用方式上体现了国家权力之间干预与制约关系。其区别于党、政机构体系中的纪律检查、行政监察，也区别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检察职权；虽然目前检查监督的领域更多的为刑事诉讼以及刑罚的执行活动，但“监督所应具有的权威不仅仅来自权力的等级结构，而且来自不同权力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15]笔者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认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在人大权力之下行政权、司法权和检察权这三权也应该是平等制衡的关系，人民检察院除了可以对法院进行监督以外，还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由于行政权的范围很广，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检察机关对所有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除了通过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严重违法构成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侦查行使监督权以外，法律应该有选择地设定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的范围。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检察院对行政机关刑罚执行和劳教活动的监督权，笔者认为，在将来的法律制度建构中，还应该适当扩大检察院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范围，建议在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规定：重要的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16]
因此，一方面，检察机关自身要要加强与决定作出机关、执行机关的业务交流，积极探索监督机制前移、监督效果评价长效机制，创新监督方式，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集思广益，同时积极建言献策，结合实践积极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依法参与《戒毒条例》等配套法律法规中共同性条文的起草、论证、完善工作，争取在立法原则、立法内容层面，将进步的善法观念、平衡观念、效益观念等立法观念和完善的条文结构确定下来。以行动保证立法本身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进步的方向，代表人民根本的利益趋向，既做到宪法的最高权威与法制统一之间的平衡协调；又要贯彻“多数决”以使立法接近民意，“尊重少数”以避免立法领域的多数专制；更要提倡注重经验和理性，减少立法过程中的主观臆测和长官意志，重视由本土资源或地方知识描绘的立法背景。另一方面，权力机关也要加快行政强制法、禁毒配套立法进度，并清理、修订现有组织机构法、禁毒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将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引入组织机构法中，立法层面确认检察机关对于部分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权、独立调查权，积极探索检察权配置与行政权配置的协调、平衡，确认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的并存机制，并做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的修订论证工作，在法律层面赋予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权能。并在既有的检查建议权的基础上，赋予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调查权的职权，既要防止杜绝打着法律监督旗号滥用检察权的现象，更要防止以缺少法律依据为由不去作为，躺在权利之上睡觉的情况；同时，要严格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审视现有强制隔离戒毒法律法规的主体制定权、制定程序、立法范围，将主管行政单位的立法、行政活动真正纳入到，避免《立法法》第71条第2款“部门规章制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成为空文。减少立法之间的位阶冲突，立法之间的内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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