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作证若干问题研究/王超(12)
[8] 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9]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7页。
[10] [前苏联]Ρ．Д．拉洪诺夫著：《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董镜苹、俞康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11] 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12] [台]蔡墩铭：《刑事证据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版，第92页。
[13] 刘仁文：《警察要不要作证》，《南方周末》2000年2月11日。
[14] 黄永：《检警关系的若干思考》，《人民检察》第2000第12期，第14页。
[15] 如英美法系国家证据理论中，作为排除传闻证据的例外，只要书面证言具备下列条件就可以其在诉讼中加以使用：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circumstantial guarantee of trustworthiness）。即书面证言从产生背景等情况来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给予当事人反询问的机会，也不致损害其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necessity）。既存在无法对原使人证进行反询问的客观情况，同时也无法找到具有同等证明价值的其它证据资料代替，因而不得不使用该书面证言。参见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说明：本文发表于《法学》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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