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度之构建/冯春明(3)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刑事协商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辩诉交易是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被害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只要被告人认罪，是不考虑其它证据的。而刑事协商机制，是以被害人的参与为前提，以“证据确实充分”为条件，充分尊重被害人意见，解决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并在协商过程中感化教育加害人，促其早日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协商制度亦不同于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是终结诉讼②。我国适于刑事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或者由公安机关、人民调解组织，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包括（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由此可见，法律已经赋予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刑事处分权，是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处理的。调解既可由法院进行，也可由公安机关或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进行，这样可以及时化解矛盾、节省诉讼资源。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它不仅能够解决运用刑事和解机制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刑事和解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刑事案件的多发期，就司法机关而言，案多人少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以本院为例，每年进入检察环节的适用于刑事和解的案件，不足受理案件的1%，绝大多数案件是必须通过审判的方式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所以刑事协商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三、刑事协商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积压和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之现行司法机制的缺失，导致疑案增多，被害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不仅制约了司法工作的正常运行，而且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我院为例：多年以来，每年总有一部分证据比较单薄又无条件补充证据的案件摆在公诉人的面前，尽管依据已有证据，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能够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但距“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还是存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公诉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定与法官的认识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此类案件的久拖不决，直接降低了诉讼效率，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事协商将单一的抗辩模式，转化为既对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我们可以较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上述案件对控辩双方而言，都存在庭审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协商提供了契机，就公诉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据就有可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规避诉讼风险；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认罪赔偿，公诉人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免受重罚。目前，我们把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被害人的范围之内，这样一种“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模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加快了诉讼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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