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度之构建/冯春明(5)
三是有利于实现执法的公正价值。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将被害人置于刑事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刑事协商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利益的关照不足。所以，在当前民众对国家法治还尚存疑虑的历史条件下，有被害人参与更能够使认罪协商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也增加了整个诉讼过程的透明性。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亦能更好的使被害人感受国家司法之温暖。
四、刑事协商制度的构建及实施
诚言，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民事赔偿的关注，加之缺乏有效的疑案解决机制，借鉴认罪协商和刑事和解等机制的长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协商解决司法难题，是我国司法界不得不加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尝试在刑事诉讼中关注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不仅可以对证据存有瑕疵的案件进行刑事协商，对“证据确实充分”但被害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赔偿的过失犯罪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重伤害案件或青少年犯罪案件，构建一种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是迫切的和可行的。
在现行司法框架下，刑事协商制度已经具备了赖以构建的社会基础和法治条件，刑事协商机制已成为在制度上改革、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新路径。
（一）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正确界定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是科学构建刑事协商制度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刑事协商易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初犯、偶犯及轻微刑事案件或重伤害案件，及其它适于刑事协商的案件。
刑事协商的目的不仅旨在彰显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通过刑事协商达到刑事谅解，继而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是刑事协商的根本目的所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及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由于他（她）们的可塑性较大或主观恶性不深，只要认罪悔过，其改过自新、复归社会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有关重伤害案件与轻伤害案件，就其加害人的主观恶性而言，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亦不能以伤害后果而断定，况且，司法实践中的重伤害案件，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民事部分达成谅解协议后，法院往往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正面的，因此，笔者亦倾向于将部分重罪案件纳入刑事协商的范围。
关于刑事协商的适用条件，笔者认为：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启动刑事协商机制的前提。诚然，刑事协商之前的案件证据可能存有瑕疵，然而，待协议达成、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认罪后，就案件的证据而言，应当达到“依据现有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排他性”的程度。因为，正是由于被告人的认罪才使得证据得到补强，但这并不意味只要被告人认罪，可以不需要其它证据，因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它证据的，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2、刑事协商机制的运行，必须以被害人愿意接受赔偿，并以加害人的赔偿和悔罪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为前提。凡有被害人的案件，检察官不得擅自决断。否则，势必背离刑事协商制度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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