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立案到判决剖析我国刑事现状/余金龙(2)
我国在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上，也着实进行了不少探索。近年来，我国先后完善了律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在嫌疑犯收押后会见当事人。第一次询问时可以在场旁听。为了防止公安人员讯问疑犯动用刑讯逼供，各地在讯问室安装了监视器。监察办案人员有无违反行为。但这一切往往到了下面就变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律师接到当事人委托后，会见竟被公检机关无理拒绝。更有甚者，有机关人员说律师法是一部行业法，对国家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简直是公然藐视法律，造就我国法律效力倒置的怪状。采用刑讯逼供本身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人权。在我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呢，宪法没有法律地位高，法律没有地方法规高，地方法规没有上面宏图文件高，上头文件没有领导批示高。当律师会见遭拒斥责的原因是“上面没有批示”另外安装监视器效果更是不值一提，既然制度缺失，器物也只是流于形式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一定要本着一丝不苟，严密不怠的原则。由于我国科技因素的限制，侦查人员往往从犯罪嫌疑人口头中追定事实原委。因为行为人坦诚才是最好的证据。这些证据大量存在着瑕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宽和严之间就是一个杀威棒。警察只关注自己的讯问成果，不关注嫌疑犯的承受能力。此为，有些动用嫌疑犯做诱饵，引诱其他未被逮普的同犯再次犯罪。国外称之为“二次犯罪”公安机关为了搜集犯罪证据，用嫌疑犯上演虚拟犯罪，然后重拳出击，一网打尽。种种利用非法手段，用经济学家的效益说则是：公安机关为了获得证据，采取着见实效的方法，采用逼供，引诱，不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可以搞到第一手证据。所谓投入小，产出大。用政治学家的制度说则是：公安机关只考察办案人员的逮铺率，取证能力。以此作为考核标准，一整套行政化管理，以领导批示为核心，置法于不顾。上头一个“命案必破”的指示，所以警力通力合作，众志成城。当然这种命案必破，犯罪必究的决心也可以为社会潜在的犯罪敲响了警钟。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容忍静静的发现真相吗？这种行政力量与法治力量的较量，还会在中国这片法制土地激烈上演。
证据之所以为证据，在于它还原事实，呈现真相。用这种非法采集的证据将人置于犯罪角色，可靠吗？公正吗?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往往办案方向从无罪方向推定。而我国由于历史技术原因，不能做到如此，只能从嫌疑犯主观动机推定犯罪可能。有了警方第一手证据材料及卷宗资料，检察院一国家公诉人的身份起诉被告。也就是说被告面临的强大的公权力。被告每一次辩护都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兴许公诉人以被告“无理狡辩”为由，使之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就如某地法院判决了二个性质相同的贪污案。第一个案件贪污金额高达一千万元，由于嫌疑人认罪态度好，该判死缓。而另一件贪污金额才二百万，只因被告在庭上翻供，拒不认罪，被判了死刑。。认罪态度似乎就是定罪量刑的至关因素，其实无疑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暂且不论外国的对抗式审判，由于国情不同，在中国法庭引人对抗式审判也不一定适用。但考虑是否将被告的积极辩护当作认罪态度，从而以此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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