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王超(8)
由此看来，合议庭评议的公开是对审判公开的极端运用，这种改革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未击中审判公开的要害。要真正增强法庭审理过程的透明度，实现法庭审理的实质性的公开[16]，应当是对裁判结论形成的依据的详细论述，而不是这种改革中所采用的对观点的简单罗列。我们还应当看到，这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增强审理过程的透明度，还有待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六、余论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发现，笔者对上述几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想给改革者们的热情泼上冷水，也无意贬低这些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某些积极的作用，笔者所强调的是：在依法治国刚刚起步的今天，严格执行法律比任何人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谓“创新”都重要得多；司法实践中任何活动均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走向反面。基于此，似乎还有必要重申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宪法已明确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原则成为宪法性准则。因此，一切司法活动都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至上原则，使法律成为司法活动的唯一上司，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试验”都是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都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抛弃。司法机关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使人们真正形成对法律的合理预期，法律才会受到人们的信仰，否则，法律将会形同虚设，法律的权威性也将会受到致命打击，到那时，建设法治国家只具有口号意义。
其次，“司法造法”在中国不合时宜。不可否认，法律即使再完备，也不可能囊括变幻不定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现象，因而“法律漏洞”在所难免，故应当赋予司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法律漏洞予以适当填补，此即“司法造法”。应当说，司法造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认为，如果在中国提倡司法造法，那么其负面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其正面作用。第一，“法律漏洞”尽管存在，但毕竟十分有限，满足局部需求，漠视现行法律而另外寻找所谓“活的法律”，只会动摇法治大厦的整个根基。第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9]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习惯，如果提倡司法造法，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的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17]，法律的安全与秩序将会荡然无存。第三，在法治观念不高、司法人员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提倡司法造法，将会加剧人治、产生腐败。
另外，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来看，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使得各个地方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现象十分严重，使法治的统一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也正是由于这种“土政策”、“土办法”似的改革举措的大量存在，使得目前进行许多改革措施普遍缺乏法律依据，这种非法性试验将是十分危险的。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改革就应大胆地闯、大断地尝试”，我们认为，这用在“经济改革”或许合适，但套在司法改革头上未必对路。正如有人精辟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区、部分注体制中进行试验型推行。司法改革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司法的统一性以至法制的统一性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通的原则。司法改革的进程可以是阶段性的，但改革措施的实行不可能是局部性的。‘凤阳小岗现象’不可能、也不应当出现在司法改革之中。由此可以认为，尽管司法改革需要各级司法机构的积极性，也尽管司法改革的着眼点也在司法机构本身，但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或时序应当是‘由上而下’，亦即从总体上设计和指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进与实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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