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事证据之运用/余金龙(3)
我国《刑事诉讼法》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此条是法律规定证人作证的义务来源，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也只是流于形式。我国的刑事证人出庭率极低是众所周知。其中原因不外乎三种：（一）没有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对于证人而言其出庭作证，无论其为哪一方作证，都面临风险。为检方作证则面临同案未羁押犯、被告家属报复；为被告作证则来自检方的司法压迫6二、作证补偿制度不完善。尽管《高院证规》54条第3款规定证人出庭费（差旅、误工、伙食费由申请人垫付，败诉方后付，但是随着败诉方的败诉证人出庭费也化为泡影。）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证人会因此放弃作证。不像香港地区成立皇家警务处专门保护证人小组，为证人划了一道安全的底线。由于证人不出庭，被告的辩护律师也只能对着检方移交的证人证言笔录，其中的真伪，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经过诱导性发问无从可知。不能当场询问证人，无从质证。如日本法学家何合弘之评价道：一方当事人对真实情况从右边致以亮光，另一方当事人从左边致以亮光，使法官看清了“真实”情况，这也这是“交叉询问”魅力之所在。
四、被害人陈述。是指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向公检法就其遭受的犯罪行为侵害事实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所做的陈述。7其证明特征有倾向性、顾忌性、不可替代性、直接关联性等。由于被害人深受犯罪行为侵害，对犯罪人有极大的痛恨，所以在案件事实陈述带有夸大、偏激成分，此类证据弹性大，要么完全真实，要么完全伪造（在此可适用刑法243条追究其诬陷罪）要么在事实基础上有所夸大，或有所保留。侦查机关也会考虑到受害人刚刚遭受犯罪侵害，不会紧紧追问。在处理这类证据时要和其他证据一起互证。否则不得采信。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情况，向侦查人员、检查人员、法院所作的陈述。即通常说的口供8谈到口供，不少人谈虎色变。一种强制机理应满足三种基本条件：一、强制手段和方法的应用具有确定的效果，能给稳定地、普遍的获取被告人口述。强制机理不能建立在个别犯罪嫌疑人或其真心悔悟，或情感冲动，或其他偶然因素之上。二、强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具有司法操作性，针对被讯问人施加的强制力，应能够被法律控制在制度设定的限度内，并外在的体现在诉讼程序之中。三、强制手段和方法的应用具有被接受的制度正当性，取证方式以及强制力量给犯罪嫌疑人带来的压力，能够为人们所接受。9的确，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口供以及异化为刑讯逼供且屡遭国内外诟病。根本容忍不了美国的米兰达规则。10口供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承认。（承认对之控告犯罪事实，并向司法机关交代实施犯罪全部事实、情节（二）辩解（否认自己犯罪行为，或者承认犯罪但有其他依法从轻、减轻、免除的情节表现为否认、申辩、反驳、提供反证（三）、攀供（承认已犯罪，并揭发其他共犯或者其他犯罪行为；也可能举报他人犯罪否认自己犯罪）由于口供乃嫌疑人自我意识之表示，只要承认犯罪比一切证据都显得光彩熠熠。所以比起花费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去采取其他证据更为有力。这也正是侦查机关利益驱动之所在。不惜违背“自我归罪”的规则。采取刑讯逼供。前段时间曝光的被称愚弄公民智慧的躲猫猫、喝开水、做梦死、纸币开手铐等荒唐事件 都暴露出侦查人员为了撬开嫌疑人的口，不惜“动私”，尽管我国几部刑事大法、司法解释、部门规章都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直到国务院颁布人权保障白皮书也收效甚微。如果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合法化那么确立身强体壮者无罪这一谬误之标准无疑是正确的我国目前立法上没有对非法证据效力作出排除（只要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作出排除）也也为刑讯逼供的毒瘤的生存留了一块适宜之地。任何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都是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背立。凡是处于暴力、胁迫、引诱、违法羁押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法获得的并非出自陈述人自由意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一律不得作为证据使用11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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