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之重构/李健(2)
质疑、否定中国检察制度，包括民事检察制度，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领悟检察制度产生的根源和基础。是以西方的三权分立权力模式下的检察制度来考量中国的检察制度，总认为西方检察制度没有的定位和职权，中国检察制度也不能有或不应该有，这本来就犯了基本的认识性、方向性的错误。西方的检察制度有西方的社会基础，中国的检察制度有中国的社会基础，基础不同，其检察制度当然会有差异。因此，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具有中国的正当性。
（一）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政治权力基础
樊崇义教授在《检察制度原理》一书中，将检察基本原理归纳为七种，位列第一的权力模式原理。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最重要的正当性基础就是我国的权力模式。我国的权力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元分立的层级化权力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于核心地位，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它们的组成和活动必须服从于权力机关的决定，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⑷这种权力模式主要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其结构特征属于垂直型，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没有最高权力机关，它是立法、行政、司法平行，相互制衡，属于平面或半平面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有优点，即避免集权和专断，但也有其缺点，即没有科学地划分权力种类。基本权力不仅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还有监督权等。由于这种划分，使得具有一定司法属性的检察权被迫放置于行政权种类里，致使检察权弱小，不与行政权和司法权属同一权力层级。我国是一元分立的层级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模式下，检察权与行政、审判权同属于二级权力，并且因制衡行政权和审判权的需要而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权，可见一元分立的层级权力模式更能科学的划分权力种类，使得各种权力的配备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均衡化和权力的充分实现。当然我国的检察制度也是在人民民主理论和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民事检察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理所当然的应当具有中国的特色，只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民事检察权的监督制衡审判权，就应该授予民事检察权更多的监督手段，没有必要去考虑西方检察制度有没有。
（二）重构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制度的文化历史基础
我国是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但缺少传统并不等于没有法律制度，只是这些法律制度完全成为了封建帝王的统治工具，这些法律制度没有促成国家民主法治的进步，反到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其实在封建时代，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较完备的，比如唐朝，形成了行政、监督、审判相互制衡的体制，并且作为监督权而言形成了独立的制度和体制。御史制度就是封建时代的监督制度。御史制度自秦朝初建至清末2000余年，其间，名称虽有变化，职权有所调整，但基本权能没有变，就是纠察百官，监督行政、审判。御史制度是中国古代有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的监督机构，是应封建帝制需要而产生，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基础。我国的检察制度虽然是从前苏联借鉴而来，是受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影响而设置，但是不无我国御史制度的影子，是御史文化的一种隐性传承。如果只是整体移植前苏联的检察制度而不符合中国国情，不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种制度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游历日本、欧美，受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影响很深，但是他的宪法思想也并不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权力模式，而是结合当时的中国现实，提出了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学说，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与此相应，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其中，监察院就是行使监督权的机构，这也有我国御史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适合国情的检察制度才会有生命力，才是科学的制度。这个国情包含历史文化，没有那个国家的制度是脱离自身文化传承和历史的，包括检察制度，也包括民事检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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