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逻辑前提之重构/梅瑞琦(5)
在现代社会中，财产的利用已日益普遍并越来越在社会中发挥其重要的功能，因此占有与本权在原有的分离上愈加分离。因而占有人为无权处分人的情形因担保关系、用益租赁关系、加工承揽关系、劳动关系等而大量存在。此时占有人对占有物的无权处分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占有人如经常为无权处分，则势必导致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遭到深刻的挑战。那么，我们如何能获知占有人是否会经常为无权处分？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这一哲学问题。“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32｝
人的本质是一个魅力无穷而有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性与经验之争。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这个问题是西方人性论的永恒主题，它不仅影响到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理性人，是对人性的理性假设，是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由笛卡尔开创，经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发展至顶峰。理性人是对人性的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意志自由的理性能力。近代理性主义表现在经济上，是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古典经济学派设想的经济人也是理性人。经验人，是对人性的经验假设，是经验主义哲学的人性观。自19世纪以降，随着理性主义的式微，经验主义哲学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经验人是对人性的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人的行为受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竭力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绪、自觉、本能提到首位，并强调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
法律是调控社会关系或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它适用的是一般的人。因此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则只能根据人的普遍类型来制定--而且对不同的法律时代而言，多样态的不同的人类特性表现为典型的、本质性的，是法律规范化的重要出发点。 拉德布鲁赫认为，启蒙运动和自然法（时代）是法律制度指向这样一种人的类型：这是一种不仅非常精明的个人；是只不过追逐自己的正当利益的人；是摆脱一切社会关系而只经受法律联系的人，因为法律才与正当的个人利益本身息息相关。（33） 古斯塔夫·博莫尔也认为，德国民法典并非20世纪之母而是19世纪之子，因为“它所描述的该种姿态的人像，乃是根植于启蒙时代，尽可能的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个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34） 甚至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的全部法律秩序之发达实际上就是作为其前提的‘人’的‘经济人’化的过程，也并非是夸张之言”。（35） 从上述学者对近代法的认识可以得知，近代民法是以对人的如下认识或假定为基础的：人是自私自利的，在任何时候都是充满着理性，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将为获取此利益而不懈努力或付出代价，甚至不惜为此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种认识的经济基础乃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在与近代欧洲有着相似经济基础的罗马法时代，其法律也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因商人的需求而导致的罗马法继受，使得近代法律的转型也是以这种人的形象类型为基础的。但是，此种认识并不符合现实中的人的真正状态。对这个法律时代而言，人的类型不过是一个虚构，然而这一人之（形象）观念直到晚近的时代仍主宰我们全部的法律思维。（36） 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方面，许多人都基于这样的一种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将占有人看成是经济人、理性人，并因此而怀着这样一种担忧，即占有人通常将会为无权处分，从而导致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广泛适用并因此而摧毁近代以来民法的根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许多学者在已经认识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传统逻辑前提--占有表征本权已然不成立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内在合理性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是十分需要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动产）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上。
总共10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