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逻辑前提之重构/梅瑞琦(7)
２、人的社会性。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它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时时都要或多或少地与社会其他成员发生关系的社会成员。对于任何一个身处社会的个人来说，他所作出的行为并不是像它有时表现出来的那样随意。恰恰相反，任何人作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上种种因素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拘束。对于一个为非所有人的占有人而言，在其欲为无权处分时，他将不可避免的受到至少是来自道德和利益衡量方面的拘束。
１）道德拘束。一种颇具影响的理论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区别现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则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这一理论的一位现代倡导者，匈牙利法学家朱利叶斯·穆尔认为道德是自律的，而法律则是他律的。（40） 然而实际情形是，道德不仅是自律的，也可以是，而且已经是他律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已经产生了一种对许多具体的个人和共同体的依恋情感，而且他倾向于遵循那些在他的各种地位中都适合于他的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标准是由于社会的赞许与非难才得到人们的坚持。由于已经变得依恋于其他人并产生了实践这些道德观念的渴望，他一定会努力赢得人们对他的行为和目标的承认。由于心怀遭到他所依恋的其他社会成员非难的不安与恐惧，他一定会努力避免作出违反社会道德标准的行为。当我们没有履行我们的义务与责任时（尤其该义务与责任指向其他个人而非国家时），我们倾向于感到负罪，即使我们与那些因此而遭到损害的人们没有具体关系时也是如此。当存在着友谊和相互信任的自然纽带时，这些道德情感比没有这种纽带时更为强烈。而且在存在这种纽带的社会关系中，道德的他律作用也越发的显著。尤其在我国，法律和道德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41）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从乡土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迈进急剧变迁的时代。但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并不能摆脱社会关系而只经受法律联系，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地生活于一个由众多熟人组成的共同环境之中。由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在我们内心的积淀，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期，甚至永远，我们都将继续生活于中国的乡土社会之中（此乡土社会与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有所区别，它更多的接近于熟人社会）。在乡土社会，维系该成员的不仅仅是法律，更为重要的乃是成员间的道德拘束。这种道德拘束已经发展这样一种程度：它通常表现为成员间的彼此信任，从而到后来人们似乎已然忘记了其道德拘束的原来面貌。这是道德的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最高典型。这种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可靠性。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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