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的法理分析与规范设计/闫海

罢工权的法理分析与规范设计/闫海
罢工权的法理分析与规范设计

闫海

[摘要]罢工是劳动者拒绝提供劳动义务的集体行动，是劳动者与资方达成协议的重要武器以及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基本人权。罢工权的权利属性是具有社会权性质的生存权，而不是政治权利和自由，并且罢工权行使而导致私法义务的违反应为法律责任所豁免。当然，为保障罢工有序进行，平衡劳动者、资方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在立法确认罢工权的基础上，应从保护和限制不同角度予以规范。

[关键词]罢工；经济罢工；政治罢工；社会权；私法

　　在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利益机制作用的领域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拓展，劳资纠纷也随之呈现迅速爆发态势,例如2003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2.6万件，涉及劳动者80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22.8％和31.7％，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1.1万件。 [1]在上述争议中，除相当数量依循劳动法上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得以和平解决外，尚有一些以及未立案的矛盾冲突演化成罢工、静坐、群体上访、阻碍交通、围堵政府等恶性突发事件，这一方面说明“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亟待完善，另一方面也印证罢工权立法的客观性和必要性，理论与实务界理应改变既往对罢工权的漠视与回避，以积极姿态构建罢工权的理论基础与操作方案，而本文试图对相关问题进行抛砖引玉的尝试性探讨。

一、罢工权立法的历史考察

　　从18世纪中后叶，英、法、德等国相继完成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最终确立，而同时成长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也组织工会作为自我保护的社团，并运用罢工手段以对抗资产阶级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为改善自己的劳动经济条件进行不懈斗争。在最初阶段，工人斗争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论普通法还是成文法都给予严格禁止，例如英国1799年、1800年的《结社禁止法》和1791年法国的《夏勃利尔法》都宣布一切工人罢工或集会结社为非法，违者将被处以刑罚，德国俾斯麦政府也以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名义于1878年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将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置于非法地位。[2] (P41-42) 美国则将针对工商企业垄断行为的1890年《谢尔曼法》适用于工会和罢工，即认为工会和罢工构成“贸易限制（Restraint of Trade）”应判处违法。[3](P2)然而，历史证明, 尖锐的劳资利益冲突决定立法上单纯的禁止或严格限制罢工权是徒劳的，工人运动在艰难的社会制度环境中持续发展，与资产阶级的直接或间接的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兴起，迫使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立法上先后解除罢工禁令，例如1824年英国议会通过《结社禁止废止法》，1864年法国对结社、集会、罢工予以解禁，1890年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但是关于组织工会和罢工斗争的不合理限制仍大量存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罢工权才逐步成为各国立法普遍承认乃至保护的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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