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的法理分析与规范设计/闫海(3)
1．政治罢工与政治权利和自由
任何罢工都具有程度不一的政治性，因为罢工会影响一国的经济运行甚至动摇一国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又是国家的生存基础，而纯粹政治罢工区别于其他形态罢工关键是其目的为特定政治主张，其对象直接或间接指向国家机构，依据其施加政治压力的强弱又可分为强制性政治罢工和示威性政治罢工。在人权框架中，“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核心权利”[7]（P402），因此诸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以及监督权和取得赔偿权等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被各民主国家的宪法所广泛地确认与保障，但是，各国罢工权立法上又不约而同的将政治罢工排斥在外，究其原因，主要为以下：其一，政治罢工将严重破坏宪政秩序，尤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制性政治罢工，若放任自流，则等于罢工者享有凌驾于其他利益团体之上的特权，使国家机器丧失其整体公民利益的代表性，并进而沦落为贯彻和执行罢工者意志的工具；其二，政治罢工，即使示威性政治罢工，也势必影响独立第三者利益，例如作为与冲突不相干的企业往往在经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受宪法和其他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其三，受宪法保护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特别是集会、游行、示威自由，足以保证政治诉愿的自由表达，因此无须求助于成本过高的罢工行动。
我国建国迄今颁布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没有罢工权的规定，1975年宪法第28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78年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直至 1982年宪法才将罢工权从公民权利体系中删去。论及取消罢工权的原因，有些学者往往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和国家利益根本一致”，因此没有必要规定罢工自由。[8]然而，此种解释并不契合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多元化的资方与劳动者之间利益关系具有一定的对立性，即使是国有企业，随着放权让利以及两权分离等改革逐步深入，所谓的“利益根本一致”是不成立的。因此取消罢工权的合理性在于旧宪法将罢工权不恰当地归类在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中，而如上阐述，政治化的罢工权不应成为宪法所确认和保障的基本人权。
2．经济罢工与社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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