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的法理分析与规范设计/闫海(5)
（二） 罢工权与私法规范
劳动法律关系，在罗马法中曾被划入“物权”范畴，中世纪的劳动关系建立在“人身权”基础之上，近代的劳动关系则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20世纪之前的英美法院一般依据普通法理论裁决，罢工实质上是工人违反或者引诱、胁迫他人违反劳动合同，因而参与罢工的工人或工会应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但是，建立在“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基础上的传统法律观是不能够提供解决劳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矛盾的有效法律工具的，因为劳动关系具有与一般私法关系不同的特殊性：首先，劳动合同的从属性，劳动者为他人之目的而劳动，在经济上具有不独立性，在人格上服从指示命令，劳务给付的具体内容由资方决定[12]（P87-90）；其次，劳动合同的附和化，资本主义企业的大型化和劳动力不可存储等特性，导致资方成为劳动合同中的“绝对立法者”，而劳动者仅享有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12] (P32-35)最后，劳动关系主体占有社会资源差距巨大，资方是劳动力买方市场上垄断者，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相反，此外，经济是一国根本，资本流动已成为资方要挟国家和社会获得特别待遇的重要砝码，即所谓“投资罢工（Investment Strikes）”。因此，只有私法的社会化才能实现公平正义的法的理念，换言之，调整劳动关系的私法规范必须摈弃抽象法律人格的观察视角，正视劳资双方在事实上的不平等，通过调整双方力量达成动态平衡，使之由形式自由走向实质自由。
个别劳动者相对于资方不免势单力簿，但是在行业或企业范围内团结起来的工会组织则具有与资方抗衡的势力，而其最具威慑力的武器是罢工，通过限制劳动力一定期限内的供给，纠正失衡的劳动供求关系，迫使资方回到谈判桌上，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形成有约束力的集体合同。集体合同涉及诸如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卫生及保险福利等最低劳动条件、标准的规定，一般认为集体合同对于劳动合同具有强制性及不可贬低性，即集体合同的效力高于劳动合同，其效力及于企业及其工会和全体职工；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个人劳动条件、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否则无效。[11]由此可见，集体合同匡扶了劳动合同失去的正义，是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基础，而罢工权是订立和履行集体合同必要手段，缺乏罢工权保障的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无异于“集体行乞”，所以罢工权应该被私法规范所接受和承认。
法律观念的变革，导致罢工权的实施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私法效力。在合同法上，合法罢工不再是劳动合同的终止，而被视为劳动合同的中止，即劳动者暂时不履行劳动义务，资方也无须给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但是罢工一旦结束，劳动合同关系自动恢复。在侵权法上，因为是行使法定的罢工权而不构成民事侵权，从而获得责任豁免。[13]（P225-236）但是，罢工权的行使受成文法的限制，非法罢工或罢工权逾越法律界限，仍然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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