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的法理分析与规范设计/闫海(6)
三、 罢工权的规范设计
1997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2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而且该公约第8条第1款（丁）项罢工权之规定未予以保留，因此我国就有实现罢工权的国际法义务。此外，具有宪法文件性质的199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7条和1993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7条都规定，“香港居民（澳门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有些学者认为2001年修正的《工会法》第27条关于“停工”的表达实际是羞答答的承认了罢工权， 但是如此简约晦涩的立法语言根本无力调整罢工权及其衍生出的法律关系，有必要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全面建构罢工权的制度框架。首先，作为已被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罢工权应回归宪法，当然，如上述理论剖析，进入宪法的罢工权是指向经济罢工，所以在权利序列上归属于经济社会权利。如果考虑修宪兹事体大，也可以采取公民劳动权扩张解释的方法将罢工权入宪，即宪法上的公民劳动权除指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等个体劳动权外，还应包括保障劳动权实现的劳动基本权，即劳动者团结权、集体交涉权和集体行动权。 其次，宪法上的罢工权还需要低位阶的法律具体化，至于规定在《劳动法》，《工会法》以及《劳资争议法》或单独立法可相机抉择，但是立法不应忽视的是罢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是保证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武器，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安全阀”，另一方面，其又不可避免具有破坏性，影响或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考察各国相关立法，实则包含保护性和限制性两种规范类型，有时也存在同一规范兼具保护和限制倾向，而不同类型规范的比重又依赖于具体国家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背景，不过总体趋势，是限制逐步解除，保护力度加大，以下试分述之：
（一）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是指法律为实现罢工权这一劳动者基本权利而提供的保护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工会拥有的罢工组织权受法律保护，一方面工会的罢工决定应符合所属会员意愿，必须举行会员大会以绝对多数表决通过，另一方面这是由工会垄断的权利，非由工会组织劳动，而由少数劳动者擅自发动的自发性罢工，即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属于非法罢工。
2．准许劳动者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性，例如设置纠察线（Picket Line），成立纠察队防止不利因素的干扰，甚至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但是相关行为应符合妥当性标准，一般应为“正当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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