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你的激情/宋飞译(6)
其次，个体权利的法律概念起初只是旨在保护市民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给予了这些观点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地位。但现在法律的倡导者们已经说服太多的法庭和国会运用这些强有力的“权利”主张（来解决）个人之间的争端，而不仅仅是（解决）市民和其政府之间的争端。家庭法的宪法化被误导了。宪法没有告诉我们要求终结婚姻的人享有比要求维系婚姻的人更多的人权主张。
其三，第三个发展了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私人自治进行承诺的思想体系已经转向更不可能在传统竞技场中争论的法定的幼稚的案件的国际人权论坛。这就是儿童权益对换是怎么来的。正如玛丽•安•戈伦顿教授在1995年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发现的，“对于倡导者来说，这是一种日趋增长的趋势。因为他们不能通过普通的民主程序赢得大众的接受，转而诉诸于国际舞台，（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远离社会监督和责任。（如此这般的倡导者们）希望继续尝试将他们最起码的普遍观念塞进为揭开家庭中的‘国际法规范’而（起草的）联合国文件之中”。
其四，第四个历史因素就是，我们正经历一个人所共知的反对传统权威模式的世界范围的叛乱（——）无序的社会骚乱时期。日本精神病医生土居健郎将当今全球文化习俗描述为一个处在所有年龄群体中的缺乏纪律的青春期的“无父社会”。 健郎还说，当年轻一代最需要教导和抚育的非常时期，老一辈人已经失去其本身的自信、权威和价值感。然而，随着彰显私人自治的西方激情正在横扫日本和整个地球，成年人正在通过抛弃他们的孩子和配偶，以让其享有自治权，从而忽视了他们的职责。所以如今，健郎问道，哪里还有父母愿意教年轻人急需维系自由社会的秩序原则？
土居健郎的视点反映了法律作为社会的一种父亲形象的大打折扣。随着法律在家庭生活方式议题上的丧失影响，社会变得不仅没有父亲，而且也变得无法可言了。也许我们对法律期待需要道德支持持有矛盾心理，这一点大体上类似于现代对家长式作风的矛盾心理。现代人的心智拒绝权威为了教育而试图压制。而且当这个象征符号，权威之父穿上我们法律规范的外衣进入我们集体，给予大家自治权，从法律对我们激情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时，我们可能会体验到一刹那的自由感。但是当自治感被延迟，（我们）最终将会觉得像家长式的抛弃，而且孩子（会）盼望他的父亲，（他会）通过通过一个医治创伤的拥抱来寻求和解。他（会）用诗人斯坦尼•柯立兹的语言来祈求：“父亲！回来！你知道路。教导你的儿子，在纷争中急忙刹车。为我将是一群默默哀悼的孩子中的一员，为我将是抛婴荒野的弟兄们中的一员，为我将是所有无辜和有着雪亮眼睛的人海的朋友中的一员。哦，（父亲，）叫我怎么工作，怎么保持善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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