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宽严相济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18)
第一，无期徒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适用未成年犯罪人时的局限性。众所周知，无期徒刑之所以成为仅次于死刑的第二大重刑，在于其剥夺犯罪分子终生人身自由的本质。对未成年犯罪分子施以无期徒刑，不仅带给犯罪人本人剥夺性痛苦，并且如被判处此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未获得减刑和假释的机会该状况无期限的存在，相对成年犯罪人而言，还意味着关押的时间更长，改造的难度更大，司法成本更高。再者，由于未成年犯罪人心理发育不成熟，对其过度适用无期徒刑容易使他们泯灭再生的希望，丧失接受矫正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易产生自我放弃、自甘堕落的消极心理，使得刑罚的改造目的难以实现。因此，司法机关应严格限制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除非罪行极其严重，迫不得已，否则不仅实现不了刑罚的目的，反而事与愿违。
第二，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适用无期徒刑时的限制性。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是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于青春发育期，无论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极不成熟，对社会各种现象充满好奇，意图去认识和融入复杂社会，但由于辨别是非的能力差，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然而同时，处于此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型，意志因素的欠缺也使得其可塑性强于成年人，积极对其引导，有效予以矫治，相对成年人而言，更易实现改造罪犯、预防再犯的目的。但如果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无期徒刑，长期关押，难以避免在改造场所交叉感染而影响刑罚目的的实现。
第三，对未成年犯罪人限制性适应无期徒刑顺应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国际潮流。根据《北京规则》第17条第1款B项之规定，在决定对未成人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时应认真考虑其必要性，且应尽可能地把限制降低到需要的最低限度。《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则直接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以及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其自由。对于不得已而逮捕、拘留或监禁未成年人的，应严格按照 进行，并将期限尽可能缩短。通过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国际规范不仅主张对未成年犯罪人禁止适用死刑，对其监禁刑的适用也强调轻缓化和人性化，对于监禁刑在适用未成年犯罪人时的条件和时间进行了修改，严格了适用条件，缩短了行刑时间，强调对于“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不得适用。概言之，国际规范不主张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绝对的无期徒刑，对有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不绝对禁止。我国刑法规定的无期徒刑，由于存在附条件减刑、假释等方式提前释放的可能性，因而属于有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但不排除某些死不悔改的犯罪分子无提前释放的可能性。因此，为尽量减少这种可能性，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吸收国际规范的相关先进性规定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适用成为我国当前最为有效的也最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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