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能力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概念关联/吴亚楠(2)
（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
从民法一般原理出发，法律事实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法律事实中最为重要的事实为法律行为，民事主体实施法律行为应当具有行为能力，所以行为能力有无的效力规定在法律行为一章。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内容和客体，民事主体能够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必须具备权利能力。故，权利能力包含在法律关系之中。并非如学者所提出的，应当将人格的调整规定在民法的概念之中。民法的概念中已然逻辑的包含人格或者权利能力。 民法是调整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通过对调整对象的规定界定民法。法律关系作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法律关系和动态的法律关系。静态的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动态的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逻辑的包含变动的原因——法律事实。
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二者的联系体现在权利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有行为能力者必然有权利能力；而有权利能力者并不必然具有行为能力。前已指出，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以独立的法律行为具体地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另外，行为能力会有中止的情形，譬如：成年人因不堪压力或基于其他原因成为不能完全判断其行为的精神病人而被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为禁治产人）；权利能力则不会出现此种情形。
可以看出，欠缺行为能力的人无法以自己的独立的法律行为取得和行使权利，所以法布里秋斯（Fabricius）指出：应当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权利能力概念，即应从行为能力中派生出权利能力。他认为，权利能力应当是指从事法律上有效的行为的能力。由于出生未久的孩子显然不能自行实施法律行为，因此他认为，孩子可通过传达人、代理人以及机关从事行为。对此，卡尔•拉伦茨评价到，用传达、代理和机关方面的问题来增加权利能力定义的负担，很难说是一种稳妥的做法。此外，那些恰恰不具有权利能力的团体，也可以通过他人来从事行为（如无权利能力的社团）。
一些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创设权利、取得或者行驶权利。这样看来，既然这些人不能行使权利，那么似乎赋予其权利能力是无意义的。其实不然，“确定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法律上，意味着将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该权利主体。事实上，有些人即使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他们也是由其他人来行使其权利的。重要的是，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是为谁的利益而为。因此，将权利能力赋予未成年人而并非将之赋予其父母，自有其合理的意义。 ”所以，法里布秋斯以此方式达到权利能力的相对化，有害而无益。因此应当坚持对权利能力的传统定义。 只要自然人出生就具有权利能力，权利能力的赋予不仅仅和利益有关，更彰显相当的价值，体现了法律对人格的尊重和人格的平等。任何人皆享有相同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乃近代私法把握人的方面的首要的最大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所有人皆是平等的。 另外，人身权这种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类型，更是与人格息息相关。而人格权与主体的关系较之财产权而言，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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