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诱惑侦查/吴丹红(9)
（1） 诱惑侦查适用范围
诱惑侦查乃是出于侦破特殊案件的需要而产生，因为隐蔽性极强的案件很难侦破，特别是无被害人的犯罪，不可能依靠传统的被害人控告、揭发找到突破口，于是诱惑侦查在侦查此类案件时方成为必要之手段。如果任意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则不免有滥用侦查权之虞，所以对诱惑侦查范围严格限制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如德国规定适用诱惑侦查必须满足：（1）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2）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或者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3）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情形。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谈到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时也认为，“在被侵害法益很大，侦查比较困难的无被害人犯罪中，允许适用诱惑侦查。而且这种诱惑侦查必须是极少可能被政治利用的犯罪。不包括杀人、伤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笔者认为，首先诱惑侦查应适用于具有相当隐蔽性而极难侦破的案件；其次，只能针对“无被害人”的公诉案件，因为对有被害人的案件进行诱惑侦查危险性太大，不能确保人身“诱饵”的绝对安全，不宜采用；再次，必须是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等等)才可进行诱惑侦查，而不宜对政治职务犯罪采用诱惑侦查。
（2） 诱惑侦查适用对象
诱惑侦查的对象，本身就是区分不同类型诱惑侦查的标准之一，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对象是确定意味着该诱惑侦查是否方向明确，有的放失。从理论上看，凡是强调镇压犯罪之必要的观点，均对诱惑侦查对象采取比较宽泛的主张；而凡是强调人权保护、程序正当的观点，均对诱惑侦查对象采取严格限制的主张。例如，美国《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中规定，被确定为诱惑侦查对象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a）根据情报提供者及其他手段获得的情报，足以怀疑对象有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可能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迹象时；（b）有关违法行为的机会的构成，包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诱惑乃至被直接鼓动的对象，具有实施计划性违法行为的倾向。日本为了防止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在司法运作中也将运用诱惑侦查的对象限制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犯罪倾向的人”，以保障宪法所保护的包括个人隐私权（privacy）和自律权在内的国民的人格权不受侵犯。 在我国，对于侦查权的控制不尽如人意，所以也应当对诱惑侦查的对象进行严格限制。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立法例，诱惑侦查的对象必须是“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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