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肖志军案和群体事件看越轨行为/王硕(2)
关于越轨的基本态度存在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两种学说。前者认为越轨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就反功能而言，越轨降低了社会效率和整合性；但是积极的越轨能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变革；包括消极越轨在内，它可以使原本模糊的社会规范得到具体化和明朗化，使社会价值获得再认识的机会；越轨还可以对社会起到预警作用，它能触动社会团体本身关注并进而解决某个问题，由此可避免该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者则认为，越轨不过是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必然表现，是受控制者受压迫者反抗和挣脱控制的一种必然方式。除非根除社会不平等，否则不可能摆脱社会冲突行为。
我认为无论是功能主义还是冲突主义，越轨都是一定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就肖志军案而言，到底是肖志军这个个体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造成这一悲剧的因素有很多，但社会作为大的生存环境难逃其咎。医院作为行使救死扶伤的公益目的为主的社会团体，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为患者多开药，乱开药已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致使单个行为个体如肖志军产生了对医院的不信任，进而贻误治疗的最佳时机，酿成惨剧。但是作为肖志军这个行为个体而言，贫穷不是借口。作为丈夫，难道对自己的妻子作为孕妇的身体状况没有认识吗？到底是怕剖腹产要支付巨额医疗费而拒签，还是天真地认为即使他不签字医院也会行使救死扶伤的天职去救妻子？我们无从得知。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便他们知道医院是要赚钱的，但或许从没想过医院会真的不救人。正是对自己生活的社会一知半解，最终酿成了悲剧。即使是作为一个农民，他也无须社会给出一个孕妇的正确认识，他本身就有能力认识到。在现有条件下，肖和医方都称得上合情合理，但却酿成悲剧。当天下午，周围人等的援手使得金钱和技术都不成问题。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肖志军却没有相信这样的善意。为什么每一方都输得一败涂地？对于肖志军来说，生活中的艰难与挫折、没有保障的制度早已让他丢失了安全感，更对医院的“花言巧语”失去了信任。社会严重的分隔导致信任缺失，这才是悲剧的深层原因。1
默顿曾在《社会结构与失范状态》一书中指出：越轨行为是社会结构解体、社会系统不平衡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极度紧张的产物。设想如果没有合理正当的制度性设计来保证社会成员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们受欲望的驱使，往往铤而走险。
重庆出租车司机全面罢工事件，瓮安孟连群体事件等等从一个侧面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不可否认，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占社会总人口20%的精英掌握了全社会80%的财富。由此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在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在社会中拥有更多权力与资源的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和越轨认识充当了衡量越轨的标准，同时也控制了衡量越轨的尺度。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一种不平等和压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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