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品种的委托代繁和共有权的行使/武合讲(5)
在原告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农大康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及声明中明确约定玉米品种“农大364”的生产经营权属裕丰种业公司和中农大康公司，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属违法和侵权。对“农大364”的生产经营，只有共同品种权人裕丰种业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共同书面授权方为有效授权，否则其授权无效。所以只有裕丰种业公司和中农大康公司可以生产经营“农大364”玉米品种，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
本案中，被告思农开发中心虽属中国农业大学的全额投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亦由中国农业大学任命，该开发中心被工商登记机关依法核准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的规定，被告思农开发中心系具有独立资格的企业法人，是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与中国农业大学分属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法人组织。所以被告思农开发中心在未经共同品种权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生产经营“农大364”玉米品种，构成侵权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被告思农开发中心提交的中国农业大学出具的《通知》和《证明》的内容是违反中国农业大学与原告裕丰种业公司约定的“对农大364的生产经营，只有甲（农业大学）、乙（裕丰种业公司）双方共同书面授权方为有效授权，否则其授权无效”条款，故对此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思农开发中心据此所提其生产经营“农大364”的行为是代行经营中国农业大学拥有或共有植物品种权，不存在侵权的抗辩理由，因缺乏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庭审中，被告思农开发中心虽对原告提交的所售“农大364”玉米样品有异议，认为无有效证据证明样品的来源，但庭审后，其并未在法庭限定的期限内提交支持其自己主张的“农大364”玉米种子包装，故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五谷种业公司所提其不存在侵权，由于原告提交的“种子标签”不能证明其来源，仅以此证明五谷种业公司生产“农大364”玉米品种构成侵权证据不足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在审理中，在向被告五谷种业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举证通知等诉讼文书时，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其生产玉米种子是受思农开发中心委托代繁，并称有委托生产合同，故原审法院即明确告知其应提交有关委托生产合同及其与农户的制种合同、结算合同或手续，但至举证期限届满后开庭时，五谷种业公司仍拒绝提供其没有擅自生产“农大364”玉米品种的相关证据，从原审法院调取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及从“农大364”玉米包装中提取的“种子标签’中明显可以看出，五谷种业公司的确生产了“农大364”玉米品种，对于是否擅自生产，由于五谷种业公司自认与思农开发中心签有委托生产合同，但其在法院已经释明且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仍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可以推定五谷种业公司擅自生产“农大364”玉米品种，所以五谷种业公司所提的抗辩理由因缺乏证据支持而不能成立，其应承担擅自生产“农大364”玉米品种的侵权责任。由于原、被告均未提交有关因侵权所受损失或因侵权所得利益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应确定在 50万元以下，鉴于被告自2006年至2007年连续在吉林、河北等省擅自生产销售“农大364”玉米品种，给原告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失，具有主观恶意性，故应在规定的50万元以下酌情赔偿。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一款（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的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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