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设立“限制离婚制度”回应赵勇等八位读者/王礼仁(3)
就诉讼离婚而言，我国法律程序的调解环节和一定的审理期限，已经足以保证夫妻双方保持冷静，慎重决定。另外，在实体上，法官判决时还要对是否符合离婚的实质要件进行审查。显然，通过程序“冷静”和实体“鉴别”，诉讼离婚案件已谈不上“草率”。人们诟病较多的是自愿离婚，建议增加离婚难度也主要针对它而言。
说实在的，我国目前自愿离婚的程序的确有些“草率”，只要夫妻双方表达了离婚的意思表示，婚姻登记机关就“盖章发证”予以认可。这与婚姻家庭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严重不符。表面上看，这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离婚自由，但不能忘记的是，法治社会中的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尤其是当它对社会利益产生潜在威胁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自愿离婚设置一定的程序是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应从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层面上思考问题，而不能简单地以“婚姻维稳”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并不同意单纯通过设定“期限”来防止草率离婚，通过设立婚姻辅导期的方式会更妥当。在此期间内，专门的婚姻辅导机构应主动免费服务，诊断婚姻问题，分析离婚原因，帮助调适婚姻关系，引导双方正确对待婚姻权利义务，树立正确的婚姻观。通过辅导，即使最终仍然离了，但会有助于重组后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单纯让婚姻当事人自己“冷静”、“调适”的期限，对解决矛盾和化解纠纷，特别是对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并无裨益，不过是简单地限制了离婚自由而已。
【对李克杰同志的回应】
看一下李克杰同志文章的标题——《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就可以知道，这也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单纯”用法律手段。“单纯”是李克杰同志自己立的靶子，否则，他就可能没有射击的对象。
我不再重复我提出上述建议的原因（见我的婚姻专著或另文），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法律虽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惩罚与教育于一体，具有规范、警示、指引、宣传等多种功能，权威性高，影响力大，普及率广，其遏制“玩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难以代替的，在综合治理“玩婚”中，为什么要弃之不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草结草离的“玩婚”现象，远远不如我国如此严重，他们竟然敢对正常婚姻“下手”，而我们面对如此严重的“玩婚”现象，为什么还要迟疑、彷徨和恐惧？难道我们是害怕侵犯外国的立法著作权吗？
同时，“有悖法理”之说，不能成立。可以看一下外国法律和我国著名法学家的文章，便可以知道适当限制是否“有悖法理”。推荐看一下梁慧星教授等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同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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