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卖淫嫖娼现象的思考/张成(5)
2、防微杜渐思维方式引起的打击面扩大。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61号）中，明令禁止在公共娱乐场所中的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活动“。但这里显然没有加注定语，也没有解释清楚什么叫“陪侍”，什么样的“陪侍”才是禁止的？如果残疾人雇人用轮椅推他到公共娱乐场所去玩，岂不是应该禁止的？这其实已经是以治安法规去禁止某种营利活动了。当务之急是将“色情的“定语加进去，并在职能部门具体执行时加以严格规定，而不应任意扩大。
（二）衡量扫黄投入与产出
犯罪经济学早已指出，我们必须摒弃只讲必要，不讲可能的做法。犯罪率不是愈低愈好，在付出高额代价后得到较低的犯罪率并不划算。威廉?克里福法的著名比喻说：“汽车是排污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承受停止汽车行驶的代价去整治环境污染。犯罪问题也是如此。”同样，对于扫黄问题，成本有多大，社会和民众能否和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花费吗？扫黄之后又产生了多大的收益？潘绥铭教授经过实地考察，估算出证据确凿的抓获一个卖淫嫖娼者，平均需要公安人员有效地工作７．５小时，那么按其９４年对一个６００万人口的大城市进行调查后的统计，约有１２万人参与过嫖娼卖淫，这需要公安要工作近９０万个人工时，才有可能基本抓完，即需要４５０个专职“风化警察”全力以赴地在全年中去抓，按当年的平均工资水平，这样的一个城市，国家至少拿出６００万元，才能支付这种专职警察的工资，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和设备费用。（１５）除此之外，实际上我们还动用了联防队、保安和其他人员。然而我们投入了大量金钱却走进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大量的金钱被用于地下“性产业”的消费，而且全不缴税，在国家体制外流通和循环；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却又不得不支出大量费用来禁娼，而且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被迫转稼到其他方面，加剧了经济资源的消耗。（１６）可是人们对禁娼的信心就增强了吗？
况且，从社会成本上，我们也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政策上越是提出“根除”或“肃清”，执法人员越疲于奔命，而群众也越不相信它能成功，越不愿去管闲事，最后削弱了群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进而对社会失望。
（三）合理地改变对卖淫嫖娼者的处理
现在对卖淫嫖娼的处理方式是罚款和收容教育以及劳动教养。这样的处理方式起到了促使卖淫嫖娼者“幡然醒悟”的作用了吗？
在当初制定此类处罚时，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依据。在计划经济年代，在阶级斗争理论占主流的年代，罚款和劳动会起到较好的效果。但现在在市场经济的国情里，人们最怕的却是“失业”。罚款，往往只能使人更加拼命地捞钱。对于卖淫女来说，这只能让她在被罚之后更加玩命地卖淫，以攒出下次被抓时的费用，又可以使组织卖淫者更有效地控制卖淫者。而对于嫖客，５０００元的罚款又怎能使有钱有势或有权有势的人“痛改前非”，永不涉足色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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