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司治理及独立董事制度的认识和反思/丁文顺(6)
三是中国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与其应起的作用相悖。《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的产生和选拔由董事会确定，而董事会又是由大股东控制的。若由大股东来选拔制约其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其结果只能是独立董事听命于大股东。
四、完善公司治理需要彻底解决非流通股问题
不少外国学者讲，中国公司治理应该达到的水准在亚洲是最高的。因为国外关于公司治理的原则和要求一般是由交易所规章加以规定，而我国则由国务院部门规章加以规定。那么，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为什么却如此令人担忧呢？周小川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股市是内部控制下的一股独大。60%的股份不流通，这些股份不能成为现金流，那么，大股东们就得不到资本溢价所带来的投资收益。所以，他们关注的是变相变现??“圈钱”；而中小股东的投资目标是使股价上涨。二者的利益并不是同一的。
笔者认为，周小川主席的话说明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公司治理结构本身的问题，而是公司治理的基础问题，即股权结构问题。
证券市场刚刚建立时，出于对国有资产的特殊考虑，我国人为地把上市公司的股份划分为三部分，即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其中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又统称为国有股。这部分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60%的国有股不上市流通。到现在，这个盘子越来越大，成了一个非常敏感，且非常头疼的问题。说它敏感，是因为不少人认为国有股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可引伸为公有制问题，姓“社”还是姓“资”问题）、党的领导问题、政权的稳固性问题以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说它头疼，是因为国有股问题是导致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虚置、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笔者认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要解决非流通股问题。这里，涉及到两个观念的转变。
一是国有股控股与公有制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民法按着马克思主义原理把物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志。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国家（全民的代表）所有，由国家支配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公有制实际上是一个宏观概念。国有股控股则是指在一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股占有绝对或相对控股的地位，因此实际上是一个微观概念。由于上市公司包括潜在的上市公司并不是社会经济的全部，所以，认为坚持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就必须确保国有股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占有控制地位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事实上，把国有资本相对集中地投入到应当投入的地方去，而不是分散地投入到每个社会经济实体之中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现实状况是，一方面，即使大举国债，国家在教育、科研、国防、环保、基础建设、落后地区开发等方面的投资仍显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本分散在上万家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守着那块即使国有资本退出也不影响公有制制度的“阵地”。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上市公司占有60%股权的国有股成了“唐僧肉”，没有人把它真正作为全民所有的东西来看待，国家和中小股东一样沦为被地方利益、集团利益、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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