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法律问题分析/刘忠杰(4)
可以看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是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问题，我国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答复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外嫁女权益纠纷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村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收益分配纠纷，因此，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规定无疑造成了人民法院在受理外嫁女权益纠纷问题上的困难。
（二）村民自治与法律规定的冲突
《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实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不可能对具体事项作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主要任务是界定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除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外，没有在国家法和村民自治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也没有在法律中规定村民自治的基本范围，如具体哪些事项由国家规定，哪些事项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哪些事项的决定权应该由村民保留，不受国家和村民集体的干涉等。对于村民自治是否存在逾越权限范围，应该怎么审查，如何督查纠正等，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司法裁判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如何妥善解决村民自治与法律规定冲突的问题。
（三）政策与法律的冲突
法院裁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对于上述新类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来讲，情况则复杂许多，因为其间往往涉及政策和法律冲突的问题。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目前广东部分地区已由政府主导实行“股权固化”政策，固定后的股权“生不增、死不减”。这意味着实行股权固化后出生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无法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而享有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入学、参军、出国、进入公务员队伍工作等因素，即使已失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其仍可享有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这些政策与法律规定之间产生矛盾，也造成法院审判上的困难。
上述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民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的原因，又有基层组织民主程序不健全的因素，也有法律规定和政策不连贯、不协调的缘由，还有国家政策调整而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等。因此，如何妥善协调处理这些关系，成为审判实践面临的一大问题。
三、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应妥善处理的几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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