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马世利(4)
2、 完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一般法律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一方面是各法律、法规之间相互重叠的内容较多，另一方面《消法》又不能涵盖所有的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情况，还依赖于其他单项和相关法律，这不合规范与严谨。面对WTO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科技和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和发展，我们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要求相适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我国有必要制订一部符合“基本法律式”要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这样，一方面它有利于面对新形势不断地制定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有关新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它还有一个长期、全局和全面的效应。应特别注意建立方便可行的消费投诉、改革现有的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司法救济方式建立小额诉讼法庭、实行消费者权益损害赔偿案件由被告预交诉讼费用赔偿消费者直接涉讼费用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在消费诉讼的执行程序中采取免除担保的先予执行制度和强制保险暂付制度。
3、加大保护力度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对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小。在英美国家赔偿项目范围广，包括人身伤害赔偿、财产损失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等。美国有一项法律，对不法奸商可处以最高达1000万美元的罚款，并可判处10年徒刑。国会有关人士解释，这个力度是按“毁灭这类奸商卷土重来的能力”的标准制定的，法理上称作“消除危险性原则”。我国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死亡赔偿金、残废赔偿金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从而第一次将《消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条中关于残疾和死亡赔偿金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列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中，这是一大进步。消费者精神损害赔偿，从法理上看，这种赔偿具有惩罚和补偿的双重功能，因而有必要加强对经营者的惩罚作用和对消费者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抚慰作用。但依该“解释”第八条，是否给与精神损害赔偿以“造成严重后果”为限。也就是在超市中剁手指能赔了，但遭搜身就会“不予支持”，这在赔偿范围上过于保守。另外，我国在算定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上，有必要实行赔偿额限制原则为主、以区分不同损害原则和法官酌定原则为辅的基本方法.[6]目前，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效力的开放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7]
4、扩大主体范围消费者既包括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的人，也包括有偿接受服务的人，我们切勿忽视服务领域的消费者或缩小其范围，特别是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空前壮大，第三产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居首要地位的背景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将服务贸易列为“第三产业”，共分二十四个门类，而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提供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共有十一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在我国，很多项目还没有被列为服务之中，这导致目前实践中出现的旅游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中的纠纷处理起来比较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所谓消费者就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居民。此处的居民是指自然人或个体社会成员，以区别于政府或其他组织体。应该说这一定义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例如，日本学者竹内昭夫认为，所谓消费者就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利用他人供给的物资和劳务的人，是供给者的对称。[8]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为，消费者是以个人消费为目的而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9]泰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规定：“所谓消费者，是指买主和从生产经营者那里接受服务的人，包括为了购进商品和享受服务而接受生产经营者的提议和说明的人。”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消法》对消费者的保护标准订的太低，另一方面，又存在随意缩小其保护范围的现象，这些做法在我们加入WTO后尤其显得不合时宜。加入WTO后，不仅消费者权益内容日益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也进一步扩大，如电信、互联网、金融、保险、法律、医疗、交通、娱乐、旅游、购房装饰等领域的消费群体会逐步壮大。《消法》是保护弱者的法律，它的很多原则如严格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等都是从这点出发的。考虑到这一立法背景，我们对“消费者”概念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那样会导致很多真正的消费者被排除在“消法”的保护范围之外，使其弱上加弱。我们必须从中国消费者的实践出发，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以确认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契合、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同时对现有法律中确认和纵容垄断性企业不当利益的恶法条款，应进行一次彻底地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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