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看待新《国家赔偿法》/刘长秋(2)
其次，对新《国家赔偿法》的认识保持足够的冷静与理性也是反思我国多年法治建设中所形成的“重立法而轻法律信用”之思维惯性的必然结果。因为从我国多年的法治实践来看，重立法建设而轻法律信用亦即轻视法律自身的贯彻实施，一直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流弊。而这一流弊直接导致了很多法律在我国都陷入了过于纸面化的怪圈，无法在实践中发挥其本应有的作用。《国家赔偿法》作为直接挑战国家公权的一部法，自然也难以例外。实际上，《国家赔偿法》在1995年1月1日生效实施之初，曾获得空前赞誉，人们寄希望于这部法律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冤假错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对该法的这样一种高期待一直都有增无减，该法甚至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乃至中国民主法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人们对这部法律的期待与厚望由此不难见一斑！然而，相比于《国家赔偿法》的高调诞生以及其颁布和实施之初人们寄予它的厚望，这部法律的实施过程却是比较令人失望的。现实中，这部法律一直饱受“门槛高、标准低、范围窄、程序乱”等问题的困扰，远没有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发挥出应有的能量，以至被人们戏称为“国家不赔法”。这一点，无论是从曾经让我们感觉荒唐至极的“处女嫖娼案”上，还是从让我们洞见“自由不值钱”的“史延生案”中，抑或是从曾经让我们慨叹死权对抗公权之艰难的“胥敬祥案”里，都不难到印证。
在震惊全国的“处女嫖娼案”中，19岁少女麻旦旦被陕西泾阳县公安局以“卖淫”为名拘留，被迫两次做处女鉴定后，才得以证明清白。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作为受害人的麻旦旦不但在精神上所遭受的重大创伤无从弥补，而且总共只获得了74元的国家赔偿。在“史延生案”中，因“抢劫”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被证明是冤案的受害人史延生在被错误羁押5101天之后，最终仅获赔6000余元，以至引发了舆论关于“一天的自由才折价1元多”之唏嘘。而在历时多年终于通过司法路径得以洗清沉冤的“胥敬祥案”中，最终获得52万余元国家赔偿款的胥敬祥显然也并没有感受到一丝半毫的轻松，尤其是在经历了申请国家赔偿长达4年半的、历经无数次申诉和上访的艰难与苦盼之后……。由于我国多年法治建设中所形成的只强调立法建设而忽视法律信用建设之惯性思维的影响，《国家赔偿法》在运行15年期间所带给人们的失望与失落恐怕丝毫不会少于其最初所给予人们的期望与希望。以此观之，在后来的“清洁女工拾金案”中，因为证据不足而未被提起公诉的女清洁工梁丽之所以会在恢复自由之后决定放弃申请国家赔偿，所折射出的除了作为私权主体之个人在面对作为公权主体之国家时的无奈之外，更多的恐怕是对《国家赔偿法》这样一部法律的不信任！
总共4页
[1] 2
[3] [4]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