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崛起的时代意义/张旭灿(3)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财富帝国似乎是在一夜间烟消云散的。我国封建时候的法律框架缺乏公域和私域、公权力与私人权利的法律界分,作为公权代表的官府可以轻松地跨入当下人们认为属于私法的领域。面对过于强大的公权力,商人虽然有时也能借机谋得一些好处,但在整体上则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利用的地位。若法律不能确保公、私领域界限分明,厘清公权力的职责所在,并时刻提防其越界,则以私权利为核心的商业秩序将难有自发形成的机会。而商法以商人习惯或商事习惯法的形式出现,体现的是商人共同意志,非国家意志。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严格分野,经济活动是市民社会的私事,国家不得干预的理念。 商法的发达能有效的限制公权力。
（三） 商法发展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民主和权利意识
商法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经济主体高度的自主权，保障了其经济权利的独立性，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现代社会中公民和经济组织的权利意识，限制行政权利在经济生活中的随意性和任意性，实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民主化，为政治民主化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商法的崛起有利于推动国家统一和世界经济一体化
正所谓，商者无疆。商业的基本特点要求必须要能够实现跨国家，跨地区的经济交往。这就要求作为商事活动规则的商法，必须要尽可能的实现统一。因为规则的统一是进行商事活动的基本前提。
（一） 商法的发达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
在香港、澳门回归后，以及将来的台湾回归，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国将出现一个国家内多种法系并存的格局。无论从现实的经济交往的需要，还是从未来国家的统一与发展着眼，尽可能减少法律的冲突，加强相互之间的交往，都要求法律的协调。要构建不同政治制度下法律协调统一的基础，就目前来看最有可能实现的是商法的协调。商法在推动国家统一，加强一国内各个地区的交往中的巨大作用，已经被《德国商法典》和美国《统一商法典》所证实。
（二） 商法的发达有利于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
国际商法在20 世纪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国际海事委员会（CMI）、国际法协会（ILA）、国际商会（ICC）、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国际法研究院（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为代表的众多国际商法立法机构相继设立；制定出包括INCOTERMS、UCP、CISG、PICC 等影响深远的众多的国际公约、示范法和国际惯例；同时，国际商事仲裁备受欢迎。以上国际商法的制定减少或消除各国法律的歧异，避免法律冲突，便利了交易的进行。满足了商业活动本身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同一性与世界性。有力的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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