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先例判决”/张海龙(2)
最后，“先例判决”是否具备存在所必需的基础？与英美法系作个比较就会一目了然。从历史国情来看，判例法源出英国，是以英国渐进型的社会改革和高素质的法官为基础，经过长期积累缓慢发展而来的。目前中国的突进型改革不能满足实施判例法的前提条件。从内容来看，英美法系确定“先例”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只有高级法院能够形成先例；二是上级法院的司法先例对下级法院在类似案件的审判具有约束力。这是基于下面的假定：从整体来看，上级法院的法官比下级法院的法官更有经验，不仅学识较高，而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以不受外界的压力解释和适用法律。中原区法院试行“先例判决”，从基层开始实践判例法于理不通。从效果来看，判例的作用除了在具体案件中确权，更重要的在于保证法律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以及有步骤地发展法律规则。中国的“先例判决”能实现后两种么？
西风东渐之际，要求中国实行英美判例法，扩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呼声不绝于耳，具体设想更是层出不穷。长远来说，中国或许应该从判例法中汲取营养，以弥补传统成文法之不足。但这必须基于一个合适的平台，那就是我国的突进型改革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理念这一底层，以及，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等多种手段大幅度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素质。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跨越历史与国情的限制，仓促出台中国版的判例法制度。
作者：广西大学法学院 电话：0771-3231277 电子邮件:alan@el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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