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适用解释/闫显明(31)
二、折衷的具体立场
关于主观解释思想与客观解释思想折衷的具体立场，笔者亦基本赞同上述台湾学者的观点。但结合我国大陆的司法制度的实际，宜作具体分析，具体而言：
（一）对于刑法立法解释和最高司法机关所作的刑法司法解释，应在兼顾主观解释理论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客观解释的立场。
首先，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制度层出不穷。社会的急剧变化引起人们观念普遍发生变化，一些行为在旧的社会环境下被认为有或者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则被认为没有或者仅仅有较小的社会危害性，反之亦然。但是，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必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而，对于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案件，大胆地进行目的论解释，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
其次，我国的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一般规范性的特点，对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因而依客观解释思想得出的解释结论会被统一的适用于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中，不会造成法制的不统一。
其三、有学者认为刑法司法解释大量采用客观解释论立场会侵犯立法权，但是，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绝对分离在理论上早已被证明不符合法律运行之规律，在各国法制实践中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况且，任何思想观念都产生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正如马克思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时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产物” 。以绝对分权的抽象的观念否定司法解释可以有一定限度的创造性解释是不正确的。
（二）对于刑事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刑法、刑法立法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解释，则宜以主观解释为主，兼顾客观解释的立场。
具体而言，应首先以主观解释立场进行解释；当解释所得结论不合理时，如果是实践中具有普遍性的案件，应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如果是较少发生的个别案件，可自行根据客观解释论作出合理结论，并说明判决理由。这是因为，首先，依客观解释理论进行的解释有较强的造法倾向性，而目前我国司法制度不尽完善，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因此普遍依客观解释论进行刑法适用解释的条件并不成熟。其次，对于司法实践中普遍发生的案件，需要依客观解释论进行解释的，由最高法院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有利于法制的统一和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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