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建立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的立法构想/钱贵(2)
二、具体立法内容的若干建议
（一）有限合伙的主体：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都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而我国的立法却存在矛盾。我国《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了法人之间的合伙型联营；而《合伙企业法》中则规定了“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际上是指自然人，排除了法人作为合伙人的可能性。在理论界，对法人能否成为普通合伙中的合伙人的问题，也存在着比较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首先，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一般都承担无限责任，而法人本身承担债务的责任是有限的，因此法人无法承担无限责任。其次，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不利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且与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的对外投资所作的限制性规定相冲突。最后，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有关法制尚不健全，有些企业存在厂长(经理)损公肥私的严重问题，如果允许这些法人与个人搞合伙，有可能为不法分子利用合伙之机逃避债务、转移和侵吞国有资产提供可乘之机，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3]但是我们认为，应当允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的有限责任制度产生作用的对象仅仅针对有限合伙人，而非法人本身。，也就是说有限责任是投资者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超出其出资额的债务不承担责任，而法人对于自己的债务却要承担全部责任，对于这一点我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有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承担责任。”所以，有限责任只是投资者的有限责任，法人的独立人格决定了法人一经成立，其即是独立的，即与投资者无任何连带责任。因此以公司成为合伙人将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为由拒绝确立公司成为合伙人也是相当牵强的理由。就国有企业而言，资产流失与否与其是否参加合伙并无直接联系。相反，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应是多年积存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太多的弊端。对这种现象应通过国有资产立法来规范，而不能通过禁止法人合伙的规定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基于上述理由，我国在对有限合伙立法时，应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
（二）有限合伙的设立：1.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其目的主要是服务于市场，改善投资环境，为投资者提供宽松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因此，在设立中，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便于管理”的立法思想，采纳美国的准则设立主义，只对有限合伙中的合伙人的组成、基本情况和认缴出资予以审核，并将合伙协议登记备案。其中对合伙人的出资额的审查应以认缴的出资为准。这里主要指有限合伙人的出资，因为普通合伙人可能以劳务出资，且不因出资为限承担无限责任，对其出资的审核无实在意义。而有限合伙人是按出资额分享利润、承担损失的，无论其是否出资都是以有限合伙证书中登记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而不以其实际缴纳的资金额为准。如果在合伙协议和有限合伙证书规定的期限内，未交纳出资，作为有限合伙管理人的普通合伙人完全有权力通过修改有限合伙证书将其从有限合伙中排除。2.确立信息公开制度，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信用机制，有限合伙在设立程序上的简便，可能有人会引发对投资者投资环境的担忧，因此，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信息公开制度分对内公开和对外公开。对内公开是对合伙人公开有关合伙的信息，包括合伙人的清单、有限合伙证书及修改的证书、最近三年的纳税报告和财务说明书等文件；对外公开是向社会或与之交易的人公开有关合伙情况。对合伙人出资额的变更、合伙人的入伙、退伙等影响有限合伙资信和投资风险的事项的变化更应进行公开。确立信息公开制度有助于规避投资风险，起到风险预警作用，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3.限制普通合伙人的人数，英美两国对有限合伙人数有不同的规定，前者对合伙人的上限进行了控制，而后者则不作规定。我们认为，不区分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而对整体合伙人的人数进行限制或不限制都是不可取的，应当只限制普通合伙人的人数。有限合伙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融资手段，有限合伙人是出资者，类似于股东。有限合伙人愈多，有限合伙的融资功能愈强，加之有限合伙人不参与经营，对合伙事务不具有影响力，限制其人数，将会大大削弱有限合伙本身具有的融资优能力。在有限合伙中，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事务的经营，普通合伙人之间地位平等，每一普通合伙人都有权参与合伙企业事务的决策，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决策都必须是合伙人共同决定的。这种人合的性质，决定了普通合伙决策效率的低下，因为人越多，出现不同意见的概率就越大。同样，在有限合伙中，如果不限制普通合伙人的人数，偏低的决策效率就无法使企业适应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风险投资领域，往往使难得的商机在众多普通合伙人相互争论中成为过眼云烟。所以，对普通合伙人的人数进行控制是由有限合伙制度本身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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