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初级阶段司法权的适度强化：以能动司法为重点的分析/尹振国(4)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是不同的。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是基于三权分立制衡，法官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来解释宪法，以此促进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具有法官造法或者说是一种准立法权的性质。它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活动。由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和司法体制在根本上是不同于西方的，所以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也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更多的是强调各级法院本身司法职能的实现，重视司法的纠纷解决和稳定社会功能的发挥。其司法能动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和民商法领域。换句话说，我们的能动司法是“法院努力履行审判职能意义上的能动，而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司法职能的扩张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位移……可以用积极司法的概念置换能动司法。”（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二、司法为何要能动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知，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立足于司法权基本功能的实现，还不是司法权的扩展，与司法审查权更是毫不相干。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国司法能动的背景和原因：
1、回应政治的需要。任何一国的司法体制都与一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不可能绝对排除政治对司法的影响，而且司法本身也是政治的一部分。“仔细看一下如屡屡受到称赞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会发现，此案判决的伟大并不是因为脱离了政治，而恰恰因为其充满了政治，而恰恰因为其充满了政治，以及法官的政治智慧。”（苏力：《关于能动司法》，《法律适用》，2010年第2、3期）西方国家基于多党执政、轮流执政的事实，要求司法不偏向于任何一个党派，做了法官就不能从事任何党派的活动。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开展，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胡锦涛：《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周永康强调：“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使命，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周永康：《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求是》）因此，我国的法院不仅承担着裁判的职能，而且担负着执行党的政策的政治职能。法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必然要担负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责。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从不讳言法院的工具作用，“不但法院，整个国家都是工具，党也是工具。”（董必武：《改善审判作用》，《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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