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苗勇(4)
很显然，上述观点都是片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⑨因此，畸形需要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其产生的原因，只能从当前的改革开放这一大环境中去寻找。脱离中国实际，去分析当前产生腐败的原因，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笔者认为，当前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产生畸形需要，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1、物质利益已成为市民活动的出发点，这是畸形物质需要产生的前提条件。
当今中国，有目共睹的是，市民社会已从政治社会中相对分离出来，物质利益成为市民活动的出发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一个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
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合理成份，来解释社会组织的理论，是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概念。这里的政治社会是指国家政权；市民社会则是指国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说通俗一点，政治社会是组织管理社会的层面，市民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的层面。⑩
我国在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模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合而为一的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五’期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后来虽有一定的变化，但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国家行政机构对微观经济管理上过于集中统一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⑾产供销、人财物全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管理，企业成了政府直接控制管理下的部门，没有局部利益可言。职工生活保障也由国家统管，物质利益并非企业、职工进行社会活动的直接动力。相反，而是大力批判“物质剌激”、“奖金挂帅”，大兴“政治上的不断革命”。在农村，推行“一大二公”，种什么、种多少都由国家决定；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小资产阶级思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的生产活动与其自身的物质利益严重脱钩，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总之，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中，政治社会直接统管着市民社会，把物质利益说成“是资产阶级用以腐蚀我们的干部、群众，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腐蚀剂”⑿人们并不把物质利益作为生产活动的直接动力，整个社会在“假大空”的政治笼罩下，大搞“政治”经济，物质利益只能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游离于人们之外。正如陈兴良博士所说：“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尤其是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直接进行规划，国家权力渗透到整个社会，其结果是国家吞没了市民社会。”⒀人们在物质需求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过着清贫的平均主义生活。这个时代里，物质利益在社会中，从而也在人们心目中，不能占主导地位。而且，社会商品也十分短缺，大量按计划凭票供应。因此，很难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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