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需要及其抑制/苗勇(6)
2、畸形物质需要产生于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之中。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在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时，由于转型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作用，导致一些人滋长了非分的欲望，产生了畸型的物质需要。
⑴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一些人产生了畸形的物质需要。“较高的社会地位、政治荣耀感与较低的经济地位生活窘迫感形成心理上的严重失衡，由于他们每天都在接触求助于自己权力的高收入消费者，经常受后者的阔绰生活方式所剌激，必然产生一种与后者实现经济上平等的渴望，形成利用权势索贿受贿的心理基础。”⒃如浙江省桐乡市原市长吴锦嗣受贿案。吴在1993年至1995年任职期间，共收受老板贿赂23万元，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吴锦嗣在反思时说：“这几年，我看到过去的同学、同事通过各种途经都富了起来。论能力自己并不比他们差，论职务还比他们高，而钱却比他们少得多。特别是年终评比考核，在台上给厂长经理发奖金，每个人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而自己作为一个市长，担子比别人重，心理感到很不平衡，因此也想捞钱。”吴锦嗣正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分配差异矛盾的“牺牲品”。
⑵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权力与“租金”尚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在现代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所谓‘公共选择理论’中，租金被进一步用来表示由于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发放、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人员的人数限制等，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既然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差价收入，即租金，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短缺资源的配置往往有权力的介入。权力和资源直接联系在一起，权力本身就具有了十分诱人的经济利益。而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往往出现“寻租”行为，以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寻求权力的支持，使人常常想起最原始的武器——贿赂。这些寻租者不断向掌权者“进贡”、“烧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人，渐渐产生了畸形的物质需要，麻木不仁地掉入了犯罪的泥坑；而一些意识本来就不健康的人，则私欲恶性膨胀，肆无忌惮贪污受贿。这方面的案例是不为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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