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法制改革历史基础探讨/刘成江

孝文帝法制改革历史基础探讨/刘成江
孝文帝法制改革历史基础探讨

刘成江

　　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大致处于国家形态的初级阶段，原始部落组织传统以及奴隶制性质的残余顽强地存在。滋生于早期游牧文明的鲜卑习惯法对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北魏法制建设的起点，又是北魏初期法制建设的直接渊源。同时，北魏政权还仿效十六国取鉴封建法制经验，对汉魏、两晋封建法制进行吸收和变革，胡汉结合，形成了北魏初期法制独有的二元特色，虽零碎不成系统，但正好是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
　　一、拓跋鲜卑的习惯法
　　鲜卑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最初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两支。经过两次迁徙，至东汉末年占据了匈奴故地（即今阴山一带），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但其社会结构十分松散，经济生活、社会习俗处处可见游牧文明的印痕。这种游牧文明所孕育的早期民族法律文化构成了鲜卑法制的原始形态，它们对保障氏族发展和集体生活融洽具有无形的制约力，其中蕴涵着氏族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某些行为规则，违犯者会遭到首领及部民的惩处，具有习惯法承载体的性质，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
　　1．游牧民族的风俗与习惯法
　　从东汉起，鲜卑已进入父权制社会阶段，但母权制时代的观念和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还随处可见。鲜卑男女共同参加生产与战斗，分工差别也不大，这是妇女享有较高地位的现实基础。妇女同男子一样驰骋疆场，不避矢石。她们参与部落所有活动，可以“为家主祠”，也可以出席重大的宗教和祭祀仪式。父权制家庭虽然是以血缘纽带相连结的基本亲属团体，男性家长并未因血缘关系的优势而享有完全的、明确的特殊地位。由于家庭内没有建立起如同农耕民族的父权绝对的宗法伦常秩序，家庭成员相犯，也未必构成犯罪或罪行加重的特殊情节。史称“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报复者故也”。这种法律观念的原始性显而易见。他们认为父兄与自己属于同一氏族，杀父兄侵犯的范围在家庭和氏族内，不会导致外族的复仇，可以用私人方式处理，是以“自杀其父兄罪” 。而母亲通常来自外族，杀母的个人恶行易于引起外族复仇，威胁到氏族集体的安全，故而“杀母”的性质严重，属于严重危害氏族利益的犯罪行为。为不受外族复仇，不能杀母。对杀父兄和杀母赋予不同的法律评价，源于鲜卑氏族社会中残留的母权制时代的观念意识浓厚。
　　游牧民族中通行的古老的血缘群婚习俗和妻后母、执寡嫂的收继婚制仍是鲜卑婚俗的主要内容，未婚男女两情相悦，恋爱自由，“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晏毕，然后配合 ”，婚姻自主奔放。他们也履行媒妁纳聘程序。其俗，男女“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鲜卑青年婚事的安排与进行出于夫妻本人的意志，儿女私情，私约婚姻也多能够得到家庭的认可。婿随妻归家，对妻家成员无论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 ”。女方对建立新家庭的经济基础贡献大，参掌家庭经济权，决定家中重大事务，这是母权制残余遗留于父权制家庭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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