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法制改革历史基础探讨/刘成江(3)
公元376年，代国被前秦符坚所灭。公元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际，在盛乐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时为登国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即皇帝位，为魏道武帝。北魏建国后，兴立屯田，发展农业，到处网罗人才，帮助制定政治、礼仪、法律制度，使北魏逐渐巩固和强盛起来。经过多年领土扩张，北魏最终统一中国北方，与江东刘宋王朝对峙，形成了中国南北朝的局面。
北魏前期的法制建设，同国家政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及社会从混乱向有序发展是同步的。游牧民族务实尚用的文化心理，对鲜卑君主选择借鉴封建统治理论和技术，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北魏前期基本上确立了重法治、肃威刑，因俗治民，切实便利的理国方针。其法制胡汉杂糅，重刑轻教。虽然严酷苛刻，仍收急效于政权巩固和北方统一。
北魏建国之初，统治集团曾对探讨治国方术下过不少功夫。面对形形色色的封建政治理论，开国君主的选择和取舍对决定国策倾向至关重要。拓跋珪一方面四处兴建佛寺，另一方面“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 ”，重视道家。同时，由于儒学贵为官学，已领数百年风骚，要统治汉族中原地区，尤其不可不用。逐鹿问鼎，切求强兵足食，以冷峻犀利，急功近利著称的法家学说，自然也不会受到冷落。除此之外，朝廷还重金搜集可“益王者神智”的“治化之典”和收买明习筮图谶的术士异人。可以说，这一时期北魏政治思想舞台是百家喧嚣，熙熙攘攘。但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异常激烈，皇权尚未稳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官吏贪污不法，府库虚耗，难敷军事需要。北魏君主一方面要严驭臣下，坚决打击威胁皇权、动摇中央集权制的严重犯罪，另一方面要开疆辟土，问鼎中原。在此严峻的局势下，阳儒阴法，重法肃刑的施政方针很自然地被纳入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视线。
阳儒阴法，重法肃刑的施政方针核心在君权至尊思想。道武帝曾下诏宣告北魏政权应天顺事，天命有归，皇权神圣不可侵犯 。大批倨傲不恭矜宠放纵的文武臣僚旦夕之间斧钺加身。同时北魏帝王也重视德治礼教的固本之道，鼓吹“士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 ”。把忠君与否作为厚赏重罚的基本标准，培育政治道德，奖励各级官僚循守为臣之节。当公义私恩两端难执时，则必须为公弃私。在加强对臣民思想控制的同时，北魏统治者还重视以法治国的作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国号甫定，道武帝即令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垂法求治。此后修律制令不绝如缕。因拓跋鲜卑脱离野蛮未久，信奉“刑重而必”，轻罪重罚，刑惩峻厉，滥杀如草芥，令人发指。要保证国家法令的权威不疲不坠，必须做到赏罚有信。太武帝拓跋焘注意身体力行，赏功罚过，令行禁止，不偏私，不护短，信赏必罚，威不两错，大大提高和加强了君权。执行法律时，鲜卑族崇尚“壹刑”。“壹刑”既指有过必惩，不论亲疏贵贱；又指法不阿贵，论罪同断于法。虽已引进了礼别差等的观点，八议、官当也入律，但仅存于笔底纸上，鲜有遵用。这一方针的实施，天下肃然，守节尊君，军容威整，对北魏统治者辟土拓疆，固政宁民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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