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法制改革历史基础探讨/刘成江(4)
为了维系鲜卑军事集团的凝聚力，北魏在吸收封建法律文化的同时，有意地保留了鲜卑法的实际效力。胡风汉制，杂糅相兼是魏初法制的突出特点。鲜卑法无复杂诉讼程序和司法审级。部落成员之间发生争讼，直接向大人酋长代表的法庭提起控诉，不存在所谓“越诉”之禁。北魏前期保持此传统，而且鼓励直诉。明元帝、太武帝、高宗都颁有诏令，听任百姓诣京城告“不如法”的地方守宰，控告贪赃受贿，不能公平断察狱讼的朝庭巡使。神麚律并列入了置登闻鼓便民直诉的内容，还特地建造了申诉车，令民邀车驾诉冤。因为热衷于鼓励告发犯罪，对于儒家伦理政治强调的“亲亲相容隐”，北魏政权并不重视，出现了一些亲属相告，家奴告家主的重案 。无视容隐固然有游牧文明造就的鲜卑宗法观念淡薄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朝庭推行以法治民，以威治民的统治政策。
北魏政权重视以刑刑民，相对的忽视以礼教民。虽北魏前期时有推广礼治教化，正民风俗的诏令颁布，细察其实，流于空言者多，认真实行者少，时人谓为“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 ”。治国理民中，用刑之意多而恤刑者之意少，施行之语详而教化之意略，正所谓“以戎马定王业，武功平海内，治任刑罚，肃厉为本 ”。所以，北魏前期刑狱殷繁，常有刑理失衷。
由此可见，北魏前期法制的儒家化只是对儒家文化的部分借鉴，而且多是迫于当前严峻形势的需要，只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触及儒家文化的精髓。但毕竟这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一个开端，为以后孝文帝改革，系统地儒家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随着北朝社会向封建化迈进的步伐加快，最高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以力服人毕竟不如以“礼”服人有后劲，要与南朝抗衡，需要随着时势的发展，权宜改变统治政策，纠正重刑轻教。到孝文帝执政时改革法制，隆礼、重教、明法三环配合，北魏法制儒家化揭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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