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写作过度援引之批判/方伟渊(2)
3、行文总体上有凑字数的色彩
从这位学者的行文上看，先是援引了一大堆的故纸堆，随后匆匆加上一两句的评论，这一两句话的评论之所以说他“匆匆”，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论证，仅仅是根据这些典籍的内容再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基本上属于主观臆想，没有逻辑上的论证可言，可以认定为是在凑字数。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因为他写的文章中60%是援引了典籍的古文内容，而被认为古文造诣很高深，这其实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这样的学者被顶礼膜拜，不知道是谁的悲哀。
这样的学者其实现在很多。以我们所在的法学院为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的文章和书写来写去就是援引马克思的文章，从马克思的各类信件一直援引到资本论，马克思有多少著作，这位先生就有多少著作。很多人说他是专家，但是我们持保留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援引工作根本没有意义，就是将他人的话复述，并且加上自己的一番没有经过论证的评价，这能有什么意义呢？
遗憾的是，这样的做学术方式在我国法学界是大量存在的，甚至有北大的学者愚昧地要统计各学者作品的被援引量，并且搞一个Rank，这有什么意义？无非是你援引我的，我援引你的，你说过的话我再说一遍，我说过的话你也再说一遍，这个过程中，无数的树木被砍到了，无数的纸浆被浪费了。一句话，中国的学者做学术一点也不低碳。
这在根本上所反映的是法学方法论的缺失，学者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写文章，他们只知道援引得多的文章是好文章，却不知道援引得是否有价值。
最后，我们再对过度援引的问题发表一番看法：过度援引没有硬性量化指标，凡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被援引在文章内，都可以看做是过度援引；法学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开创性，不能过分地在援引上搞文章；法学学术研究要走出”唯援引”、“唯注释”的怪圈，就必须注重法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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