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余金龙(2)
2、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
从法律渊源上来说，罪刑法定原则最先来源于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规定：“对于任何自由人，不依同一身份的适当的裁判或国家的法律，不得巡捕、监禁、剥夺领地，剥夺领地，剥态法的保护或放逐出境，不得采取任何方法使之破产不得施加暴力，不得使其入狱。”这一规定是当时的贵族，僧侣及市民为了抑制国王的专制，保护既得利益迫使英王制定的，它使英国人的人权在法律形式上得到了保护，奠定了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有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举例说，早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宋国，政治家、思想家墨翟就明确在其名著《墨子经上》一书中指出：“赏（同尚）罪不在禁，为害无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倘若罪刑不在刑法禁止之列，虽然对社会有危害性，也不构成犯罪。这与当代刑法中关于罪刑法定的表述，几乎是一致的。之后，集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唐律》第484条更明确地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或正文，违者笞三十。”
1910年由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该刑律第10条规定：“法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此后，1911年民国时期的《暂行新刑律》和1928年、1935年由国民党制订并颁布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尽管旧中国各部刑法均有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刑法中都一直存在法外制裁并容忍类推制度的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1979年《刑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由于遵循“宜粗不宜细”原则，《刑法》分则条文只有103条，又可能有些必须追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不又规定了有条件的类推制度。随着改革开放日趋稳定发展，我国刑事立法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大量出台进一步充实了刑法的内容，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1997年《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共和国刑法立法史上第一次以条文化的形式，将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下来，其意义自是极其深远。
4、罪刑法定的刑法机能
1、限制国家立法权。
首先, 罪刑法定主义首要功能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在罪刑法定的构造中，刑事立法者绝不是一个任意恣行的人，而是处于限制与被限制的复杂关系之中。立法者规定对某一行为以犯.罪论处.这当然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它并不能无限制的扩张这种权利。换言之，这种权力本身同时又受到个人自由的限制。自由本身即意味着限制，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因为社会自由的存在前提是，一切人们都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而同其他人发生联系，而联系本身就意味着相互制约。而且，社会自由既然是一种自主活动状态，那么人们在行使自由权利进行社会活动时，必须考虑他的活动对其他人的存在和他们各方面利益的影响。否则，就会由于妨害他人应该享有的利益而遭到抵制。由此，刑罚权本身又应该受到限制。罪刑法定主义最大的功能就体现于此，这也是单纯地从罪刑法定的字面上无从寻得而是隐含在这一原则背后的深层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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