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余金龙(4)
1刑法总则中的体现
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体表现是：（1）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过失、刑事责任能力等。。（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为司法机关正确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刑罚的法定化具体表现在：（1）刑法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即把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2）刑法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司法机关正确量刑提供了法定标准。
2刑法分则中的体现
在分则罪名方面，我国刑法作了相当详备的规定。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将1979年刑法及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经过必要的整理和编纂纳入其中。同时，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罪名。分解了79年刑法的几个口袋罪，如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在经济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洗钱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方面，1997年刑法增设了强制猥亵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刑法分则第七章还专章规定了危害国防利益罪，增设了20多个罪名；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等各章中，刑法也增设了若干罪名。这些新增罪名，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此外，在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方面，刑法亦增强了法条的可操作性。1979年刑法在罪状的表述上过于笼统，在法定刑的规定上过于宽简，缺乏立法的明确性和具体性。1997年刑法在罪状的表述以及法定刑的设置方面，吸收了以往的有益经验，立法在细密化、明确化程度上有所进步。
3刑事立法中关于法律明确性、违法的刑法解释的思考
（一） 法律明确性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对象。然而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虽然经过97年的修订，分解了几个“口袋罪”，如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流氓罪，将犯罪构成要件规范的更具体，但是仔细找寻，也发现了不少没有规定具体罪状的“小口袋罪”如我国刑法除了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有条罪名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罚条文没有规定本罪的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以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我国的弹性刑法。它包括两类：一类是纯正情节犯，即刑法规定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如《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诽谤罪。另一类暂且称其为纯正兜底犯，即刑法规定以刑法列举的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方式、方法、手段”构成犯罪的情形，比如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是从原《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新罪名。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225条它包括4种行为方式。其中第4种行为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管理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是泛指前三种以外的其他破坏市场管理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由于我国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一些不符合经营资格的行为主体往往就落入了非法经营罪的第四个行为中。纯正情节犯意味着犯罪实行行为在定量或程度上的不明确，而纯正兜底犯则意味着犯罪实行行为在定性或范围上的不明确。[7]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现行刑法中的弹性规定有68个，占罪名总数的15.6％。其中，纯正情节犯27个，占罪名总数的6.2％，约占弹性刑法总数的40％；纯正兜底犯44个， 占罪名总数的10.1％，约占弹性刑法总数的65％[8]由于大量弹性刑法缺乏明确性、预测性可导致了入罪的随意性。 （二）空白刑法是指刑法只规定罪名或部分构成要件及法定刑，而将构成要件的一部或全部委诸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或命令。在我国刑法中，空白罪状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完全空白罪状和不完全空白罪状。前者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的犯罪构成行为要件本身末作任何表述，而仅指出参照的法律、法规或制度。如刑法第132条之规定，“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后者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的犯罪构成行为要件作出类型化表述，但仍需参照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或制度才能予以确定。如刑法第340条之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9] 空白罪状对其所要参照的依据指示不明确。对于空白罪状的参照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不一，表述非常混乱，有“违反......管理规定”、“违反国家规定”、“违反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违反规章制度”等十几种之多，这些表述都过于概括、笼统，且大部分尚无明确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这种不统一协调的表述，不符合法律条文严谨统一的原则，而且使得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导致对法律在理解和适用上的不一致使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下的法律明确性大大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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