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目标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郭道晖(2)
当然，什么是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有待深入阐释、探讨和实践的课题。
二、提出了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1．关于“公民参与”。
通常，我们的提法是“人民参与”。这在国外，同“公民参与”无甚差别，人民即宪法中的国民或公民，区别只在于“人民”是个复数。在我国，“人民”却是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公民则是指所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是法律概念。过去提“人民参与”，意味着敌人不能参与。从反右到文革中，不要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即使民事参与或民事权利，也是将所谓“敌人”排除在外。反右中，就曾经批判“54宪法”中确认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说是“敌我不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也仍审慎地提为“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既否定了在法律上同“敌人”讲平等，又排斥了适应国际法上的平等。当时有的法学者即已著文指出这个提法的片面性与有害性，认为应当改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后来法律界与法学界还争论过在判罪量刑中应否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法院院长甚至提出：“凡判刑十年以上的，就是敌人。”可见，“人民”与“公民”一字之差，界线何等分明！这反映了当时政法界“阶级斗争为纲”的幽灵余影犹存。
20多年过去了，上面这些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变，“82宪法”也早已确认了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但是人民参与政治，还是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呢？并不是十分明确的。譬如法学界曾经争论过“公民在立法上是否也是人人平等”？一些学者仍坚持只能在适用法律上人人平等，因为立法权是政治权利，只有人民才有资格和权利参与；再则，敌人同人民怎能享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呢？———这抽象地说似乎成理。问题在于，依据什么标准来事先划定敌我？过去是根据其阶级出身和历史，现在不能再这样搞了。在非战争与革命时期，敌我界线并不很分明，只能在依法审判后，才能确定其是否犯罪和是否需要剥夺其政治权利；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不一定就是敌人，称之为剥夺，本来就意味着他原本享有平等权利只因犯了罪，才被剥夺了某些权利的。因此，套用敌我矛盾这样的政治概念于法律与法治，是行不通也违反法理的。
现在，《建议》改“人民参与”为“公民参与”，有利于在观念上澄清混乱，和在实践上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2．关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这里强调“有序”，是为了“防乱”。这有利于解除党政干部怕“一放就乱”，怕群众参与政治会“犯上作乱”的顾虑；也可防止群众无法无天地重演文革中的“大民主”。所谓“有序”，最主要的是建立和遵守法治秩序，亦即使“民主法制化”。这就要求抓紧落实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诸如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舆论监督法、人大监督法、政务公开法、公民举报法、请愿法（使公民的上访和对政府的批评、建议纳入法治轨道）、申诉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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