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的分析/栾桂平(2)
（二）“应当知道”则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不论当事人事实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就开始起算时效期间。但相关法律并未进一步规定构成“应当知道”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审判实践中，法官认定“应当知道”完全凭个人的“自由心证”，因此，该规则受法官的政治、业务素养、道德品格、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弹性较大，使时效期间变成不可预期，不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威严，也易为法官的司法腐败提供可乘之机。
二、审判实践中采取的起算规则及其不足。
（一）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这是实践中最为常用的规则。很多人认为侵权纠纷案件“诉讼时效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依据乃是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通常情况下，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都是当场受伤，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算。但这个计算规则存在三个不足：即要受到上文提到的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受害人治疗时间和侵权人及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形的制约。《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又规定“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以事故发生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不尽合理。
（二）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实践中也有人主张以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时效期间，理由是：既然事故认定书是起诉的前提条件，事故认定书的送达表明公安机关就道路交通事故的行政处理已经结束，接下来进入当事人私力救济的阶段，当事人可以申请交管部门调解，可以自行协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决。不过该规则同样也会受到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和当事人治疗时间的制约。此外，有的当事人在交管部门达成调解协议，但到期后义务人不履行协议；有的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私下协商，但最终又未能达成协议。由于事故未经交管部门处理，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以上两种情形下，诉讼时效期间显然都无法从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三）受害人治疗终结之日。治疗终结是一个医学概念，在临床医学上一般认为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和部分恢复并维持稳定的时期算是治疗终结。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损伤，什么情形、什么时间属于治疗终结，医学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法律上就更无此类规定了。因此，以治疗终结之日起算时效期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有的以出院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康复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伤残评定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这样一来，法院就很难认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原因是受害人主观上不积极主张权利，还是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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