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事和解最宜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展/夏云虹(2)
推进刑事和解应同时顾及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当前刑事和解的推动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的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犯罪作为一种最极端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仅危害到社会的安全，也实际损害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被害人个体。如果在传统的刑罚手段之外，积极引导犯罪人向被害人一方积极侮罪，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对于弥合被害人的创伤，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稳固社会的根基，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避免“就案论案”、“机械执法”，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这显然是传统的刑罚手段所无法实现的目的。司法机关积极推行之，乃是从细微之处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旨。
其次，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局。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对刑事和解具体适用那于一个刑事诉讼环节尚存在争议，但是从解决矛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良善愿望出发，在捕、诉、审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并无不妥，因为刑事和解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将这种理念运用于具体的诉讼环节，只要方法措施得当，依法运用不捕、不诉、免予刑事处罚或从经、减轻处罚等刑事手段，在整体上是有益于刑事诉讼的公平与正义。
再次，推动刑事和解法律监督不能缺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对刑事诉讼全过程要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对刑事和解发生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从法理上讲应当由检察机关对之进行监督。无论是在批捕、起诉环节，还是在庭审阶段促成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和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都不能缺位。刑事和解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下和解”，而应是在有关司法机关的主持和监督下达成的和解，缺少监督的刑事和解难免会引发公众类似“以钱赎罪”、“以钱买刑”的质疑。
最后，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现有法律规定。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法律规定，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的规定，除此之外只有最高检的指导性意见，目前更多的是一些司法机关的探索和实践。有建议认为，在众罪案件中可以推进刑事和解，司法实践中也相应出现了这种案例。笔者认为，虽然在重罪案件中，被告人向被害人一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应予以肯定，作为一种酌定的量刑情节还可以体现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中，但一定要避免被告人以此为条件“讨价还价”，从严格审慎的精神出发，重罪案件不宜适用刑事和解。犯罪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侵害，着尤其体现在重罪案件中，有时被害人的悔罪与赔偿并不能弥补其罪行造成的损害，因而刑事和解的使用范围应该由法律作出严格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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