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垄断、民生价格与分等定级——经济法上的“牛肉面”/闫海(7)
牛肉面限价令将1995年《兰州市制止牟取暴利的实施细则》第8条饮食业“分等定级、优质优价”的原则与《兰州牛肉拉面馆（店）分等定级标准》进行嫁接，即依据标准进行划分为特级、一级、二级、普通级等四个级别，再根据不同等级实行不同的毛利率和加价率，确定每个等级的最高限价。笔者认为，该做法主要有以下弊害：第一，“优质优价”导致“分等定级”由推荐性标准变相成为强制性标准。依据限价令，牛肉面价格不得超过最高限价要求，而确定限价标准就必须参加原本应自愿的分等定级，这是失败的分等定级借尸还魂。第二，分等定级成为寻租的工具。当价格不取决于牛肉面经营者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而是依据标准所划分的等级，经营者便投身“寻求非生产性利润（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27其中公开的法定租是参加分等定级而被收取的各种行政事业收费，升级或定期复检导致租金的长期化，如果评定程序不能够确保公平、公正、公开，还将产生地下的腐败租。第三，划分等级、限制价格反而成为牛肉面价格上涨的助推器。主要原因包括经营成本因寻租投入及适应不合理标准而增加，门槛提高形成限制竞争效果，以及经营者可能俘虏定价者，沆瀣一气提升价格。
余论：民主与市场经济
总而言之，兰州牛肉面限价令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上可谓破绽百出，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限价令背后来自当地民意的强大支持，28如果将这种民意理解为民主力量，那么事件引申出 “民主与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缺乏权威的经验证明，尽管当下二者同体为大多数国家的常态，但是也存在反例，有的民主国家实行非市场经济，有的市场经济国家是非民主政治，可能人类社会发展史有限，还要更长远、宏观的观察。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可分为市场经济之于民主、民主之于市场经济两个视角。罗伯特·达尔认为，市场经济是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徽章，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张是友善的，它朝向民主，即长期来看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可以消除极度贫困、改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和政治冲突及教育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培养一个有修养的、有知识的市民阶层，一个庞大的追求教育、自治权、个人自由、财产权、法治和参与政府事务的中产阶级构成民主的基础条件；另一张是敌意的面孔，它朝向另一个方向，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平等，它将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的分配而限制多元民主的民主潜力。29同样，民主之于市场经济也是正负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有助于约束权力，遏制腐败，构建廉洁高效的政府，权力的和平更迭是稳定社会秩序形成的保障，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环境，民主政治对公民个性、尊严、能力的尊重更为市场经济提供高素质的主体；另一方面，民主为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导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不断扩张。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在一个社会中，人民大众赞成市场秩序，反对政府指令，但通常总会发生大多数群体都想得到对自己有利的例外”，30“例外”将限制市场经济的范围乃至摧毁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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